村委会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不知道种了多少年了，树冠遮住了大半个院子，树皮上刻满了歪歪扭扭的字，有些是名字，有些是日期，最早的那个是一九八七年，比李二牛的年纪还大。院子里挤了五六十号人，比昨天在大槐树下多了一倍不止，连平时不怎么出门的几个老人都拄着拐杖来了。长条凳不够坐，有人从家里搬了小板凳，有人蹲在墙根底下，有人靠着树干站着，两只手臂交叉抱在胸前，脸上的表情像统一批发的一样，都是皱着眉头、抿着嘴唇、下巴微收的那种。
主席台是两张课桌拼的，上面铺了一块暗红色的绒布，绒布上印着金色的字——“杏花村村民委员会”，字已经褪色了，只剩下一圈淡淡的轮廓。李德厚坐在正中间，面前摆着一个麦克风，麦克风的线用透明胶带贴桌面上，胶带翘了一个角，风一吹就啪嗒啪嗒地响。他今天换了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衫，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在参加什么正式会议，但台下的人不关心他穿什么，只关心他手里那份红头文件。
刘金彪坐在李德厚右边。他今天没穿西服，换了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领子竖起来，露出一截晒成酱色的脖子。头发打了发胶，在太阳底下亮得像涂了一层油。他的面前没有麦克风，但他坐得很直，两只手放在桌面上交叠在一起，拇指有一搭没一搭地转着圈，像是在等人把话筒递过来。
李德厚拍了拍麦克风，音响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噗”，几个坐在前排的老人捂了捂耳朵。他清了清嗓子，把红头文件举起来念了一遍，念的比昨天详细，数字也念出来了——光明集团出价五百万，征用后山那片林地。每户补偿一万块，剩下的归村集体，用于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修路、装路灯、修水渠。他念完以后把文件放下，抬起头看着台下的人，嘴角带着一种他自认为很亲切但台下的人看着很别扭的笑容。
台下炸了锅。
“凭什么只给一万？”赵老六第一个站起来，手里的旱烟袋在空气中一戳一戳的，像是在戳某个看不见的人的脸，“后山那片林地三百亩不止，五百万，每户才给一万，剩下的钱去哪了？你们村委会几十号人，一分一分完了？”他说完以后坐下了，但屁股刚挨到板凳又弹起来了，补了一句：“我不是针对谁，我就是问清楚。”
李德厚的笑容还在脸上，但变薄了，从厚厚的一层变成了薄薄的一层，像涂在面包上的黄油抹匀了以后就看不见了。“这是村委会定的，”他说，语气像在哄小孩吃药，“钱不是直接分的，要留下来搞建设。修路不要钱？装路灯不要钱？你们天天说路不好走，现在有钱修路了，又不愿意了？”
“路修不修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家住村东头，路早修过了。”王德发的老婆从人群后面挤到前面来，嗓门比她的人还大，“我要现钱，一万块现钱，拿来我给我儿子交学费。修路？修路能替我交学费？”
又有人站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站起来的和坐着的分成了两个阵营，站着的大多是年轻人，要现钱；坐着的大多是老人，虽然也觉得一万块少了，但更怕闹下去一分钱都拿不到。两个阵营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有明确的音量差——站着的嗓门大，坐着的嗓门小，但小嗓门的人多，嗡嗡嗡地汇成一片，像夏天午后的蝉鸣，听不清在说什么，但你知道他们在说。
刘金彪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腿在地上刮了一声，又尖又长，像指甲划过黑板。他走到麦克风前面，李德厚往旁边让了让，把麦克风的位置让给了他。刘金彪弯下腰，嘴巴凑近麦克风，说了一句：“我是镇上来的代表，光明集团的合作方。”他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被放大得很失真，尾音带着金属的颤音，在梧桐树的枝叶间弹了几下才散开。
“这个项目对大家都有好处，光明集团是做旅游和生物制药的大公司，林地征了以后会在咱们这里建生态旅游区，到时候你们可以在旅游区打工，当保安、当保洁、当服务员，一个月少说也能挣两三千，比种地强多了。”他的语气很流畅，像是在背一篇练了很多遍的稿子，该重音的地方重音，该停顿的地方停顿，连表情都配合得很到位——微笑、点头、眼神在台下扫一圈，像是在看一群终于开窍了的学生。
马兰芳从人群里挤出来的时候，扎着马尾的皮筋被挤掉了一根，头发散了一半，她也没管。她走到刘金彪面前，离他不到两步远，仰着头看着他，下巴抬得高高的，嘴巴张开的时候声音又脆又响，像有人在院子里摔了一个搪瓷盆。
“你算哪根葱？我们村的事轮不到你说话？”
刘金彪的笑容僵了。不是慢慢消失的，是像被人按了暂停键一样，嘴角还保持着上翘的弧度，但眼睛里的光没了，整张脸像一张被放了太久的面具，表情还在，但底下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声音不大，但指甲盖磕在绒布下面的木板上，发出闷闷的笃笃声。
“我代表镇上——”
“代表你妈。”马兰芳没让他说完，“你一个卖假药的，镇上让你代表？你代表谁？代表刘大彪？代表你那堆掺了沙子的三七粉？”她说完以后转身看着台下的人，两只手一摊，“你们信他？他上次在李二牛的农贸会上当众丢人，现在跑我们村来充大尾巴狼？”
台下有人笑了。笑的人不多，但笑声很响，因为院子里安静了，那几声笑就格外清楚，像几颗石子扔进了水池里，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刘金彪的脸从白变红，从红变青，嘴唇动了两下，没说出话，退回到椅子上坐下了，坐下的时候椅子又刮了一声，这次比刚才更响。
台下的村民分成了两派。一派要钱，一派保地。要钱的说“给一万总比没有强，闹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保林地的说“这是祖宗留下的，卖了以后子孙后代骂我们”。两拨人你一句我一句，声音越来越大，开始还隔着几个人喊，后来面对面对喊，再后来有人站起来了，椅子倒了，人被推了，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一个男人骂了一句脏话。赵老六的旱烟袋不知道被谁碰掉了，在地上滚了两圈，烟丝洒了一地。周桂兰的瓜子撒了，她蹲在地上一粒一粒地捡，捡着捡着被人踩了一脚，她“哎哟”一声站起来，骂了一句，也不知道是在骂谁。
王雪梅拉着李二牛的袖子，声音又急又细，像一根绷紧了的琴弦：“你倒是说句话啊。你看他们都要打起来了。”
李二牛靠在梧桐树的树干上，抱着胳膊，面无表情。小野猪蹲在他脚边，被周围的吵闹声吓得缩成了一团，脑袋埋在他的鞋缝里，屁股露在外面，尾巴一抖一抖的。他低头看了一眼小野猪，又抬起头看着台上那个空了的主席台。李德厚坐在那里，两只手撑着桌沿，手指在桌面上一张一合地抓，像在抓一把看不见的东西。他的目光在人群里扫来扫去，最后定在了李二牛身上。
“二牛，”李德厚对着麦克风说，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压住了台下的吵闹，“你合作社做得好，你是村里的能人，你说说看法。”
所有人都安静了。五六十双眼睛齐刷刷地转向梧桐树下的李二牛。赵老六的旱烟袋忘了捡，周桂兰的瓜子忘了嗑，马兰芳叉着腰忘了放下来，王雪梅拉着李二牛袖子的手抖了一下。苏晚晴站在院门口，手里拿着笔记本，笔夹在耳朵上，远远地看着他。林雨薇站在她身后，踮着脚尖往里面看。
李二牛把靠在树干上的身体直起来，抱着胳膊的手放了下来，垂在身侧。他的目光从李德厚的脸上移到了台下那些人的脸上，一张一张地扫过去，从赵老六到王德发，从周桂兰到那个被推倒的女人，从那些站着的大嗓门年轻人到那些坐着的小嗓门老人。他看了大概四五秒钟，开口了。声音不大，但院子和槐树下这会儿连风都没有，他的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送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那片林地不能卖。”
台下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鼓了一下掌，鼓完了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鼓掌，讪讪地停下来了。掌声停了以后，冷场了一秒，然后刘金彪的声音从主席台上飘下来，又冷又硬，像冬天从屋檐上掉下来的冰碴子。
“你说不卖就不卖？你算老几？”
李二牛动了。他从人群里走出来，穿过那些长条凳和板凳的缝隙，绕过挡在路中间的赵老六，一步一步走上主席台。他走得不快，但很稳，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鞋子踩在水泥台阶上的声音不大，但每一脚都像一个句号，把台下的嗡嗡声一个一个地掐灭了。
他站在主席台上，转过身，面对着台下的人。李德厚坐在他左边，刘金彪坐在他右边，他站在他们两个中间，比他们两个都高半个头。他低头看着刘金彪，目光从刘金彪打着发胶的头发上移到他那件竖着领子的polo衫上，从他polo衫上的logo移到他那双昨天刚擦亮的皮鞋上。他的嘴张开了，声音从主席台上传下去，没有麦克风，但比刚才用麦克风的时候更清楚。
“我算杏花村的人。”他说了这七个字。然后他转过身，面朝台下，把声音放大了半度。“林地是祖宗留下的，不是你刘金彪的买卖。村里的事，村里人说了算。外人，闭嘴。”
台下有人鼓了掌。这次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人同时拍响了手掌，掌声连成一片，比以前任何一次都长，长到赵老六的旱烟袋终于被人捡起来了，长到周桂兰终于把嘴里那口瓜子咽下去了，长到马兰芳叉着腰的手终于放下来了，因为她要腾出手来鼓掌。王雪梅站在人群里，两只手拍了很久，拍到手心了红了也没停，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转，不是眼泪眼泪是咸的这个是酸的酸的不是味道是一种感觉从胸口往上涌堵在喉咙里出不来。
刘金彪站了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倒了，他没扶，从主席台上走下来，走到李二牛面前的时候停了一下，两个人的肩膀几乎要碰在一起。他侧过头，嘴唇几乎贴着李二牛的耳朵，说了一句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见的话。
“你等着。”
他走了。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哒哒哒地响，从院子这头响到那头，出了院门以后声音还在，从巷子口传回来，哒哒哒哒哒，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被风吹散了。
李德厚宣布散会的时候声音有点哑。他说完“散会”两个字以后没有收拾桌上的文件，也没有把麦克风关掉，就那么站起来走了。他走的路线和刘金彪不一样，他走的是后院的小门，推开那扇铁皮门的时候门轴发出了尖锐的吱呀声，他侧着身子挤过去了，消失了。
台下的人慢慢散了。赵老六捡起了他的旱烟袋，周桂兰把撒在地上的瓜子扫成了一堆用手捧着装回了口袋，那个被推倒的女人被人扶起来了，拍掉了身上的土。他们走的时候都在回头看主席台上的李二牛，那个站在梧桐树阴影和阳光交界处的年轻人，他的左半边脸被阳光照着右半边脸藏在阴影里，表情看不清楚，但他的腰杆挺得很直，像一棵被种在了水泥地里但还是要往上长的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