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条贴在院门上的第一天，合作社的电话就没停过。赵德茂第一个打过来，电话响的时候李二牛正蹲在院子里，面前放着一筐摘好但运不出去的黄瓜，黄瓜顶端的黄花已经蔫了，花瓣卷边，颜色从嫩黄变成了暗黄。他接了电话，赵德茂的声音从那头炸开，震得听筒发烫。
“小李，货怎么还没到？省城这边几个老板催了我三遍了。”
李二牛把手里的黄瓜放回筐里，站起来走到院门口，看着墙上那张白纸红字的封条。纸被风吹得翘了一个角，啪啪地拍着墙，像一个人在鼓掌。“合作社被查封了，暂时发不了货。”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是天气预报在说明天有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赵德茂的声音变了调，从催促变成了震惊。“什么？谁干的？”李二牛没说谁，说了也没用，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回口袋里，蹲下去继续整理那筐黄瓜。黄瓜卖不出去，但还是要整理，把蔫了的挑出来，把好的留着，万一明天能卖了呢。
苏晚晴在临时实验室里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两只手在键盘上敲着邮件。她打的是省农业厅一个副厅长的电话，响了七声才接。通话很短，短到她挂了电话以后盯着屏幕看了好几秒，像是在确认电话是不是真的打通了。她接着打了第二个、第三个，打到第四个的时候终于有人接得久了一些，对方说“我帮你问问”，挂了。她放下手机等回电的时候，手指一直在桌面上敲，敲门声在帆布棚子里闷闷地响，像有人在敲一口扣在桌子上的碗。十分钟后手机响了，她接起来，听了一分钟，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了严肃，从严肃变成了一种她不愿意承认的、像铅块一样沉的东西。
“是县里国土资源局下的通知，背后有人在推动。”对方的声音传过来，每个字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送来的，模模糊糊的，但意思很清楚，清楚到像一把锤子砸在玻璃上，裂纹从中心往四面八方扩散，你想堵都堵不住。苏晚晴握着手机的手指紧了一下，问了一句“能解决吗”，对方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让她的心往下沉了好几公分的话：“需要时间。”
林远山来的时候是下午，太阳从西边斜射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夹克，走路的速度比平时快了很多，皮鞋踩在碎石子路上发出急促的哒哒声，像一个人在赶一趟快要开走的火车。他站在合作社院门口，看着墙上那张封条，看着封条上“杏花村生态农业合作社”几个字被红印泥盖住了一半，看着那两个大大的“查封”红字像两道伤口一样贴在白色的纸上。他把帽子摘下来夹在胳膊底下，站在门口没进去。
“二牛，这事我不知情。”他的声音有点哑，像嗓子眼里塞了棉花，不是那种堵住了说不出话的哑，是那种想说很多话但不知道从哪句开始说的哑。“我马上去县里问。你等我消息。”
李二牛从院子里走出来，站在门槛里面，林远山站在门槛外面，两个人隔着一道门槛，像隔了一条河。李二牛说了声“谢谢林叔”，声音不大，但很稳，稳到林远山抬头看了他一眼，想从他脸上找到一点愤怒或恐惧或委屈的痕迹，但什么都没找到，那张脸跟平时一样，像一块被水流了很久的石头。
林远山转身走了。皮鞋的哒哒声从院门口到巷口，从巷口到村道，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被风吹散了。王雪梅站在院子里，目送着林远山的背影消失在巷口的风里。她的手指绞着围裙的带子，把带子拧成了麻花，又松开，又拧紧。她转过脸看着李二牛，嘴唇动了动，问了那句话——她不想问，但她管不住自己的嘴，那句话像一根刺卡在喉咙里，不吐出来咽不下去。
“他靠得住吗？”
李二牛把手插进裤兜里，从里面摸出那串钥匙，钥匙扣上那块小木牌在阳光下闪了一下。他把钥匙在手指上转了一圈，放回口袋，说了两个字。
“不知道。”
马兰芳从门槛上站起来的时候，因为坐得太久腿麻了，身体晃了一下才站稳。她的手攥成了拳头，拳头在空气中挥了一下，像在打一个看不见的人。她的脸从涨红变成了铁青，铁青变成了一种她很少有的、比愤怒更可怕的表情——冷静的愤怒。
“我去找刘金彪那个王八蛋算账。”她说着就往院门口走，步子很大，大到王雪梅想拉没拉住，袖子从她手指间滑走了。
李二牛的手从旁边伸过来，握住了她的手腕。跟上次在猪场的时候一样，不松不紧，但这次她没有挣，因为她从他手指的力度里感觉到了一个信号——不是“不要”，是“没有用”。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用锤子钉进去的。
“别去，去了正好中计。”
马兰芳甩开了他的手。不是轻轻地甩，是用力的，像甩掉一只爬在手背上的虫子。她的手腕从他的手心里滑出去的时候，皮肤摩擦的声音在安静的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像撕开一块胶布。她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又硬又尖，像一把生了锈的刀在磨刀石上来回拉。
“那你就这么忍着？”
李二牛把手收回去，插在裤兜里。他站在院子里，背对着那张封条，面朝着马兰芳，阳光从他身后照过来，他的脸藏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但他的声音很清楚，清楚到像是在念一份已经写好了很久、一直放在抽屉里、今天终于拿出来念的信。
“忍一时，等机会。”
马兰芳盯着他看了三秒钟。她的胸口在剧烈地起伏，像一锅烧开了的水，锅盖被蒸汽顶起来又落下去。她的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想说什么，但每次要说的时候就看到他那双藏在阴影里的眼睛，那双眼睛太沉了，沉到像两块石头压在河床上，水流再急也冲不走。她转过身，从灶房门口抓起一个碗，碗是早上喝粥用的，没洗，碗底还残留着一层薄薄的粥皮。她举起碗摔在了地上，“啪”的一声，碗碎了，碎成了七八片，在水泥地上弹了几下，碎片散了一地。她摔完以后站在那里，看着地上的碎片，呼吸从急促慢慢变平稳了，肩膀从绷紧慢慢松下来了。她没有捡那些碎片，转身走到门槛前坐下了，抱着胳膊，下巴搁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地上那一堆碎瓷片，一句话也不说。
晚上，院子里的白炽灯亮着，光是昏黄色的，把整个院子照得像一幅旧画。封条在灯光下显得更白了，白到发亮，像一面挂在墙上的旗，旗上写着两个字，每个字都像一把刀。李二牛坐在石墩上，腿前面放着一碗面，面是王雪梅煮的，手擀面，切得粗细不匀，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蛋黄完整地裹在蛋白中间，像一只闭着的眼睛。面已经放了快十分钟了，汤被面吸干了，面坨成了一团，筷子插在面里不倒。
李二牛端起碗，用筷子把坨了的面挑开，挑了几下没挑开，就不挑了，夹起一坨塞进嘴里嚼了。面已经凉了，坨了的面口感像在嚼一块没发好的面团，但他嚼得很认真，一口一口地嚼，嚼了十几下才咽。
“没事，会过去的。”他说了六个字，说的时候没抬头，眼睛看着碗里的面。面已经不冒热气了，汤被吸干了，碗底只剩一层厚厚的酱油色的汤汁，凝成了一层皮。
王雪梅蹲在他旁边，手里攥着一条毛巾，毛巾是湿的，她刚才擦了桌子忘了挂回去。她看着他的侧脸，白炽灯的光把半张脸照得发亮，另外半张藏在阴影里。他的表情跟平时一样，眉头微微皱着，嘴角微微往下撇，看不出愤怒，看不出委屈，看不出任何她希望在他脸上看到的情绪。但她看到了一样东西——他的手指攥着筷子，指节发白，筷子在他手指间微微弯曲，弯到快要断掉的程度。她不看了，低下头，眼泪掉下来了。眼泪滴在她的手背上，一滴，两滴，三滴，她没有擦，任它们在那里，手背上的泪珠在灯光下亮晶晶的，像几颗碎了的小珠子。
苏晚晴在临时实验室里加班到半夜。她把所有能打的电话都打了，省农业厅的、省国土资源厅的、省农大的、省政协的。有些电话通了，有些没通。通了的那些，有的人说“我帮你问问”，有的人说“这事不归我管”，有的人说“你找错人了”，有的人还没等她说完就挂了。她把手机放在桌上，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她的手指在鼻梁上停了一下，然后放下来了，把眼镜重新戴上，看了一眼桌上的培养皿。培养皿里的金色菌落还在生长，比昨天又大了一圈，金黄色的绒毛状菌丝在琼脂表面铺开，像一幅正在被画出来的画。科学是诚实的，它不问你是什么身份、有什么背景、得罪了什么人，它只问你的数据对不对、实验做没做对。但人不是科学。人比科学复杂得多，也脏得多。她盯着那片金色的菌落看了几秒钟，把培养皿放回恒温箱，关了灯，走出实验室。帘子在她身后落下来，院子里黑漆漆的，只有灶房门口那盏白炽灯还亮着。李二牛不知道什么时候回了屋，堂屋的门关着，窗帘拉着，看不到里面的光。她在他房间的窗下站了一下，想敲门，手指抬起来又放下了。她转过身，走回实验室，掀开帘子，进去了。灯又亮了，帆布棚子在黑暗中像一盏发光的灯笼，光是冷的，白惨惨的，把她的影子投在帆布墙上，瘦瘦长长的，像一个在风中站了很久的人。桌上的手机屏幕亮了，她拿起来看了一眼，是白天那个副厅长发来的消息：“县里说程序没问题，要等其他环节。”她没有回复，把手机扣在桌上，屏幕朝下，压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