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下午两点，郑淑芬准时出了门。
她换了身新做的旗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手上提着个鳄鱼皮手袋，临出门前还对着玄关的镜子照了照，确认自己光彩照人了才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走了。
陆婉清在她妈出门后不到十分钟就上楼午睡了，还特意吩咐阿香：“别让那个野种在院子里弄出声音，吵着我睡觉我找你算帐。”
阿香连声应了，转身要去柴房看看江月在不在，刚走到走廊拐角就撞上了人。
“阿香姐。”江月站在那儿，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旧上衣，头发扎成低马尾，看起来就是个小丫鬟的打扮。
阿香愣了一下：“你做咩着住我件衫？”
“我那件裙子昨天弄脏了，还没洗。先借你的穿一下，我帮你跑趟腿买胭脂好不好？”江月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看着乖巧极了，“我听见你前两天跟太太说想买‘双妹牌’的胭脂，一直没空去。”
阿香犹豫了。
她确实想买那个牌子的胭脂，但最近的铺子也要走二十分钟。今天太太出门打牌，大小姐午睡，老爷不在家，她要是偷溜出去被发现了可不得了。
“你帮我去？”阿香上下打量她，“你识路咩？”
“识的，上次太太让我去街口买酱油，我走过那条路。”江月语气自然，带着点小孩子的热切，“阿香姐你帮我在家盯着，要是有事你就说我去后院洗衣服了。”
阿香想了想，从兜里掏出几个硬币递给她：“买最便宜那种就行，剩下的钱你买粒糖食。”
江月接过钱，点了点——两块三毛。
加上她自己从柴房草垫下面翻出来的五毛钱（不知道是原主什么时候藏的），总共两块八。
阿香又嘱咐了几句，让她早去早回，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江月连连点头，从后门溜了出去。
出了陆宅那条街，她脚步立刻快了。
不是往胭脂铺的方向走，是往反方向。
旺角。
她前天晚上从那张旧地图上看过路线，从陆宅到旺角电子一条街，走路大概四十分钟。她口袋里只有两块八，坐不起小巴，每一分钱都得留着。
九月的港城热得像蒸笼，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走在上面脚底板都是烫的。江月低着头，尽量沿着路边建筑物的阴影走，身上的旧衣服很快被汗湿透了，贴在背上又闷又痒。
她走了大概半个钟头，路上经过一个报刊亭，瞥了一眼挂在外面的报纸——头版写着“恒指破九千点大关”。她脚步没停，脑子里自动刷新了数据：九三年九月，恒指突破九千点，比前世历史数据早了一个多月。蝴蝶效应已经开始了吗？还是她前世记忆本身就有偏差？
不管了，大趋势不会变就行。
又走了十来分钟，街景开始变了。从居民区变成了密密麻麻的商铺，招牌一个挨一个往外伸，中文的英文的都有，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错。空气里有股焊锡和塑料混合的味道，呛得人嗓子发紧。
旺角电子一条街到了。
江月站在街口，深深地吸了一口那股呛人的味道。
熟悉。
前世她第一次来这条街是2001年，那时候这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现在是1993年，正是这条街最繁华的时候。
整条街两边密密麻麻全是档口，大的不过两三米宽，小的就是一个玻璃柜加一把折叠椅。玻璃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CALL机、收音机、电子表、计算器、随身听，还有一些她叫不上名字的零配件。老板们有的坐在柜台后面抽烟，有的站在门口跟路人拉客，还有的在低头焊电路板，烙铁冒出的白烟呛得人直咳嗽。
江月没急着进任何一家店，而是先从头到尾走了一遍。
她用眼睛当相机，每经过一个档口就看三样东西——门口摆的主打产品、玻璃柜上贴的价格标签、老板的大致年龄和面相。
走到中段的时候，她在一家档口前放慢了脚步。
这家店比两边的都大一些，门口摆了两排CALL机，摩托罗拉和松下的都有，玻璃柜上贴着手写的价签：摩托罗拉顾问型—3200，松下EB—2980，中文显示机—3800。
江月蹲下来，假装好奇地看那些机器。
“细路女，你睇咩啊？”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和明显的不耐烦。
她抬起头，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坐在柜台后面的折叠椅上，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格子短袖，嘴里叼着根烟，正眯着眼打量她。那眼神不算凶，但绝对算不上友善，大概是把当成了想顺手牵羊的小贼。
江月没慌，站起来，露出一个标准的乖巧笑容，声音甜得能掐出水：“叔叔，我想问下，呢个最便宜嘅几多钱啊？”
她指了指玻璃柜角落里那个最不起眼的黑色方块。
老陈（她看见柜台侧面贴着的营业执照上写着“陈某某”）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烟灰缸里弹了弹灰，嗤了一声：“你买？细路女返屋企同大人讲啦。呢个三千二。”
“三千二？”江月歪着头，语气天真，“如果我买好多台呢？学校表演要用，老师说看看能不能便宜。”
老陈上下打量了她两眼，大概觉得这小丫头片子不像是来捣乱的，语气稍微缓了一点：“多几多啊？”
“十台左右吧。”
“十台？”老陈这回真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十台的话，每台两千五。你返去同你老师讲，要就拿货，唔好讲价。”
两千五。
江月心里飞速算了一下——零售三千二，批发两千五，差价七百。这还只是他开的价格，真正拿货肯定还能再砍。
“谢谢叔叔。”她甜甜地说了一声，转身走了。
继续往前逛了十几家档口，她用同样的方式又问了三家。一家开价两千六，一家两千四，还有一家最便宜，报了两千二。
两千二的那个老板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短发，说话干脆，看起来像是做批发生意的。江月多看了她两眼，记住了这张脸。
她在街尾找了个阴凉的地方站了一会儿，假装歇脚，眼睛还在扫。
就在这时，她听见了普通话。
“就这个，给我拿两台。”
声音带着明显的北方口音，粗犷，不压着嗓子。江月循声看过去，看见两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站在一个档口前，手里拿着两台摩托罗拉中文显示机，正在跟老板讨价还价。
“五千二一台，最平啦。”老板说的是粤语夹普通话，磕磕绊绊的。
“五千二？刚才那家才五千。”北方口音不乐意。
“五千你买翻去咯，我呢个原装机。”
最后成交价是五千一，两台，现金。
江月看着那叠钞票从北方男人的皮夹克里抽出来，厚厚一沓，数都没数直接拍在柜台上——大概是早就准备好的数。
她转身往街口走。
脑子里已经把数据全串起来了：港城批发价最低两千二，零售最高三千八，内地能卖五千以上。就算算上路费和风险，一台的利润也在两千以上。
十台就是两万。
一百台就是二十万。
她现在口袋里只有两块八毛钱，但她有脑子，有时间，还有一个星期三下午。
郑淑芬每个星期三都会出门打牌。
下个星期三，她还会来。
江月在街口的报刊亭用五毛钱买了一张报纸，假装看新闻，余光盯着电子街的入口。她看见那个北方男人拎着两个黑色塑料袋从街里走出来，塑料袋里鼓鼓囊囊的，一看就是CALL机的包装盒。他四处张望了一下，拦了辆出租车往深圳关口的方向去了。
九三年，港城和内地的通关还没那么严，随身带几台电子产品没人查。
这是最原始的带货模式。
但这只是第一步。
江月把报纸叠好，放回报刊亭，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剩下的两块三毛钱，想了半秒，拐进旁边一家杂货铺，买了一支最便宜的圆珠笔和一个小本子。
笔五毛，本子一块二。还剩六毛。
她蹲在路边，翻开本子，在第一页写下几行字：
旺角电子街
最低批发价：2200（短发女老板，摊位中后段，无招牌）
零售最高价：3800
内地出货价：5000+
单品利润：2000+
写完把本子塞进衣服里层，贴着肚皮的位置。
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开始往回走。
走了没几步，身后传来一阵争吵声——好像是两个档口老板为了抢客人在吵架，声音越来越大，夹杂着粤语粗口。有人摔了个计算器，塑料壳在地上弹了两下，滚到江月脚边。
她低头看了一眼，捡起来放回旁边的台阶上。
走回陆宅附近的时候，江月在胭脂铺停了五分钟，用阿香给的钱买了一盒最便宜的双妹牌胭脂。老板找了四毛钱，她揣进兜里。
后门虚掩着，跟她走的时候一样。
她闪身进去，把胭脂放在厨房的灶台上，又回到柴房，把阿香的旧衣服脱下来叠好，换回自己那件破裙子。
外面传来阿香的声音，压得很低：“晚棠小姐？你返咗未？”
江月推开门，把那盒胭脂递过去，又从兜里掏出找零的四毛钱塞给她。
阿香看着胭脂，又看了看江月被晒红的脸，张了张嘴，最后只是说了一句：“快啲返去休息下，面都晒红了。”
郑淑芬四点半回来的，一进门就问阿香今天下午有没有人来找。阿香说没有。郑淑芬换了鞋上楼换衣服，全程没提柴房里的江月。
陆正德七点十五分到家，脸色比前几天还差，晚饭都没吃就进了书房，把门关得震天响。
江月在柴房里盘腿坐着，面前摊开那个小本子，借着窗户透进来的那点光，把今天记住的档口位置和老板特征一个一个往上写。
写了十几行，她停下来，盯着纸面上的数字看了一会儿，然后翻到新的一页，画了一条时间线。
1993年10月——启动。
1994年初——CALL机行情爆发。
1994年中期——加息风暴，抄底楼市。
1997年——金融风暴，做空港股。
她画到一九九七的时候停了一下，在那一行旁边打了个问号。
不是不确定，是提醒自己——那一年会有更好的机会。
柴房门外传来陆明辉的声音，喝多了，在院子里骂佣人，骂了几句被福伯劝走了。脚步声远了，院子里又安静下来，只有厨房那边传来洗碗的水声。
江月把小本子合上，塞回衣服里层。
窗台上的旧报纸被风吹动了一角，露出一行标题——恒指破九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