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江月就蹲在老陈的档口前面了。
老陈正把一箱新的CALL机拆封，看见她来了，手里的美工刀停了一下：“你又嚟？琴日嘅壳唔够用？”
“壳够，屏不够。”江月把手里的两台碎屏机放在柜台上，“陈叔，借我工具，再借两块屏幕。修好了卖出去，赚了分你。”
老陈放下美工刀，拿起那台摩托罗拉翻过来看了看，又看了看屏幕的裂痕，从柜台下面抽出一个塑料箱，打开，里面全是各种型号的屏幕和零件。他翻了翻，找出两块大小合适的，连同一套螺丝刀和吸盘，一起推到江月面前。
“你会换？”他问。
“你教我，我就会。”
老陈看了她一眼，从柜台后面走出来，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她旁边，把那台碎屏机拿过来，用螺丝刀拧开后盖，拔掉排线，再用吸盘把碎屏吸下来。动作很慢，每一步都停下来让江月看清楚。
“排线要小心，扯断咗成块主板就废。”老陈把新屏幕的排线插进去，咔嗒一声，严丝合缝，“你试下。”
江月接过来，把那台松下的碎屏机按同样的步骤拆开。她的手小，但很稳，螺丝刀拧螺丝的时候不像新手那样发抖。老陈在旁边看着，眼神从教徒弟的耐心变成了意外的惊讶。
“你以前整过？”他问。
“没有。”
“你手好定。”
江月没回答，把新屏幕扣上去，按紧，开机。屏幕亮了，显示正常。她把这台修好的松下放在一边，开始修第二台。
老陈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突然开口：“你个细路女有胆识，以后从我呢度攞货，每台再平五十。”
江月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他：“每台？”
“每台。”老陈把烟灰弹在地上，“摩托罗拉两千二，松下千七，国产杂牌千二。你卖几多我唔理，你赚几多系你本事。”
江月算了一下——摩托罗拉成本降五十，利润就多五十。一台多五十，十台多五百，一百台多五千。这不是小数目。
“谢了，陈叔。”她低下头，继续拧螺丝。
两台机器修好，花了半个上午。零件费老陈只收了八十块，说是成本价。江月把修好的两台机器擦干净，摆在柜台下面的层板上，标了个“特价”的标签——摩托罗拉两千八，松下两千二。比正价便宜，但比成本高出一截，有得赚。
洪仔把三台好的机器重新摆上柜台，又用抹布把玻璃擦了第三遍，玻璃亮得能照出人影。他左脸上的淤青从紫色变成了青黄色，边缘还有点肿，但已经不疼了。
“江月，今日我企街口拉客？”他问。
“别站街口了，站摊位前面。”江月把椅子摆正，坐下来，“街口的客流到我这已经被截了三道，站前面才有用。”
洪仔不太懂什么叫“被截了三道”，但还是乖乖站到摊位前面，清了清嗓子，扯着已经恢复得差不多的嗓子喊：“CALL机！全港最平！摩托罗拉三千六！松下两千六！”
这次喊得比上次有底气多了。
一个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从街中段走过来，手里拎着一个棕色公文包，步子不快，但眼睛一直在扫两边的档口。他在洪仔面前停了一下，看了看招牌，又看了看江月，走过去了。
走了三步，又退回来了。
“你这松下的，多少钱？”他用普通话问，带着浓重的深圳口音，语速快，咬字短，一听就是做生意的人。
“两千六。”江月站起来，从柜台上拿起一台松下，递过去，“全新港行，保修一年。”
男人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看，又按了按按键，试了试手感。他把机器放回柜台，摇了摇头：“太贵了，我昨天在那边问了一家，才两千四。”
江月知道他在撒谎。电子街的松下两千四不是没有，但那是水货，没有保修，外壳是翻新的。她没拆穿，而是从柜台下面拿出老陈开的那张收据，放在他面前。
“您看，这是我们的进货单，港城总代理的章。两千六的价格，您买的是正品行货，不是翻新机，不是水货。多花两百块，买个放心。”
男人看了看那张收据，没说信也没说不信，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计算器，按了几个数字：“我要五台，你给我算个价。”
五台。
江月心里跳了一下，脸上没动。
“五台的话，三千五一台。”她说，“比单买便宜一百。”
“三千四。”男人按着计算器，屏幕上的数字跳了跳，“五台一万七，我给你现金，现付。”
江月摇头：“三千五，一万七千五，最低了。您去深圳柜台卖，一台至少五千五，五台两万七千五，您净赚一万。我这一万七千五的货，给您赚一万块，您还跟我争这一百块？”
男人手上的计算器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了江月一眼，又看了一眼洪仔，最后目光落回江月脸上——大概是觉得一个九岁小孩能把账算到这个份上，少见。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打开，里面是一沓港币，用橡皮筋扎着。他数出十七张一千的，又数了五张一百的，放在柜台上。
“一万七千五，你数数。”
江月没数，把钱收进外套内衬，让洪仔去老陈那边拿五台全新的松下。洪仔跑得飞快，两分钟就抱着纸箱回来了，气喘吁吁地拆开，五台机器一字排开。
男人一台一台检查，开机，试按键，看屏幕，每台都折腾了两分钟。确认没问题之后，他把五台机器装进一个黑色旅行袋里，拉好拉链，拎起来。
“下次要货怎么找你？”他问。
江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摊位的位置和一个联系电话——老陈档口的座机。她把纸递给男人：“打我电话，提前两天说，要多少我备多少。”
男人把纸折了折，塞进皮夹克内兜，拎着旅行袋走了。
洪仔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街口，转过身来，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江月，一万七千五？！”
“小声点。”江月把外套内衬里的钱又按了按，确认不会掉出来，“加上之前卖的，现在手上有两万多。留一万进货，剩下的藏起来。”
洪仔张着嘴，脸上的淤青因为表情太大扯得有点疼，他龇了下牙，但还是在笑。
接下来三天，生意没再出现五台这样的大单，但零零散散地卖了三台——一台摩托罗拉给了一个从台湾来的中年男人，两台松下分别卖给了一个港城本地的大叔和一个从广州来的年轻女人。三台加起来收入九千多，扣除成本净赚三千六。
江月在账本上把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第四天晚上，她把洪仔叫到摊位后面，蹲下来，从外套内衬里数出三百块港币，递给他。
“你的分成。”
洪仔接过那三百块钱，手指抖了一下。他低头看着那三张一百的纸币，喉结动了动，眼眶突然红了。
“我喺呢条街做咗两年，从来冇人畀过我咁多钱。”洪仔的声音有点哑，他把钱攥在手里，攥得很紧，“江月，你叫我做咩我就做咩。”
“起来，别蹲着。”江月站起来，把椅子拉出来坐下，翻开账本，在“支出”一栏写下“洪仔分成：300”。
她把圆珠笔放下，看着洪仔：“跟着我，以后不止这些。”
洪仔没说话，把钱折好，塞进裤兜最深处，拍了拍。他站起来，把那块写满价格的纸板重新挂好，又把柜台上的灰擦了一遍，虽然已经很干净了。
电子街的霓虹灯陆续亮起来，红色蓝色的光打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映出一片模糊的倒影。九月底的港城晚风带着凉意，吹得招牌哗哗作响。
江月把柜台上的CALL机一台一台收进纸箱，搬到柜台下面锁好。她把折叠椅收起来靠在墙上，用那把挂锁把抽屉锁上，钥匙塞进外套内袋。
“洪仔，明天早点来。”她背好帆布包，把外套的拉链拉到胸口。
“几早？”
“天一亮就开档。这几天人多，多卖一台是一台。”
洪仔点了点头，转身往巷子里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着江月：“你今晚瞓边度？”
“你床上。”
“我瞓边？”
“地上。”江月说完，朝巷子走去，没回头。
洪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三两步跟上去。
巷子里黑漆漆的，只有尽头那盏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照在地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江月走在前面，帆布包在背后一晃一晃的，运动鞋踩在积水里，吧唧吧唧的声响在巷子里回荡。
洪仔在后面走着，突然开口：“江月。”
“嗯。”
“你话以后唔止三百蚊，咁会系几多？”
江月没回答。
她走到那扇铁皮门前，推开门，屋里黑漆漆的。她摸到墙上的灯绳拉了一下，灯泡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满地的零件和那张行军床上。
她把帆布包放在床尾，把那件旧外套脱下来叠好放在枕头上当枕头，躺了下来。行军床的弹簧咯吱响了一声。
“关灯。”她说。
洪仔拉了灯绳，屋里黑了。
黑暗中，江月的声音传过来，不大，但很清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窗外远处传来货车的喇叭声，拖得长长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洪仔躺在地上，把那张毯子往身上拉了拉，翻了个身，脸朝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从墙角延伸到灯泡旁边，昏黄的光从裂缝里漏出去一点点，像是墙自己在发光。
他把裤兜里的三百块钱又摸了一遍，确认还在，才闭上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