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江月回到洪仔的破屋时，天色已经黑透了。
她习惯性地先把帆布包放在床上，然后脱下那件灰色旧外套，搭在椅背上。外套内衬的缝线是她自己缝的，针脚不太均匀，但她认得每一针的位置——她在上面留了个记号，用圆珠笔在第三针旁边点了个小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那个小点不见了。
不是模糊了，不是蹭掉了，是不在原来的位置了。整条缝线被人拆开过，又缝了回去。缝的人手艺比她好，针脚比她整齐，但缝线的走向变了——她的针法是左进右出，这个人是右进左出。
江月的手停在衣服上，没动。
她把外套翻过来，摸了摸内袋——钱还在，但厚度不对。她没拿出来数，只是用手捏了捏，凭手感判断了一下。少了。三张一百的厚度和两张一百的厚度，她能摸出来。
昨天是三千四百块。现在是两千九百块。
少了五百。
江月把钱袋重新塞回内衬，把外套叠好放在床头，转身看了一眼洪仔。
洪仔坐在床边，正在脱鞋。他的手有点抖，鞋带解了两遍都没解开。他没看江月，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嘴唇抿得紧紧的。呼吸的频率不对——太快了，像刚跑完步，但他已经在屋里坐了一整个晚上了。
“洪仔。”江月叫了一声。
“嗯？”洪仔的声音发紧，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
“今天生意怎么样？”
“还……还行。卖了台摩托罗拉，三千六。”
“谁买的？”
“一个阿叔，讲普通话的，好像是广州来的。”
“你收的钱？”
“收了。三千六，放抽屉里了，你下午点过数的。”
没错。下午她点过数，抽屉里的钱是对的。
也就是说，钱不是在摊位上丢的，是从她外套内袋里拿的。能拿到她外套内袋的人，只有洪仔。她白天在摊位的时候外套要么穿着，要么搭在椅背上，但从来没离开过视线范围。只有晚上回到这间屋子，她才会把外套脱下来。
江月没再问了。
她从帆布包里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开，在当天的账目下面写了一行字：外套内袋被动过，少了五百。怀疑洪仔。
写完之后她把本子合上，塞回帆布包，拉好拉链，躺到床上，面朝墙壁。
“关灯。”她说。
洪仔拉了一下灯绳，灯泡灭了。屋里一片漆黑，只有窗户透进来一点月光，在地上画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白框。
江月没有睡着。
她躺在行军床上，眼睛睁着，看着墙壁上那道裂缝。洪仔也没有睡着，她能听出来——他的呼吸声太浅了，翻身的频率太高了，每隔一两分钟就翻一次，行军床的弹簧咯吱咯吱地响。
就这样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江月照常开了档。
她把CALL机摆出来，把价格标签写了一遍，把招牌挂好。洪仔站在摊位前面吆喝，声音跟平时差不多，但眼睛不敢看她。
上午十点多，江月从柜台里拿出三台包装好的CALL机，放到洪仔面前。
“把这批货送到登打士街，关浩森说的那个仓库。钥匙给你，三楼，门上有编号。送完就回来。”
洪仔接过钥匙，抱起纸箱，走了。
江月在摊位后面坐了一会儿，等他的背影走远了，站起来，跟隔壁卖电子表的阿姨说了一声“帮我睇一下”，然后快步跟了上去。
洪仔走得不快，纸箱有点沉，他走一段歇一段，但没走错路。登打士街的方向是对的，他拐进了那条街，走到那栋楼楼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
他没有上楼。
他把纸箱放在楼门口的台阶上，转身往回走。不是回电子街的方向，是往另一条巷子里走。
江月跟在他后面，隔着大概三十米的距离，走在马路对面。她的个子小，混在人群里不太显眼，洪仔没有回头。
巷子不深，走进去不到五十米就是个死胡同，尽头是一面长满青苔的砖墙。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站在那里，背对着巷口，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洪仔走到他面前，停下来。
黑西装转过身——江月认出了那张脸。阿彪。陆正德的保镖。脖子上的纹身被衬衫领子遮住了大半，但从侧面还能看到青色的边缘从领口爬出来，像一条蛰伏的蛇。
阿彪把信封递给洪仔。洪仔接过去，拆开，往里看了一眼——不是一张纸，是一沓钱。他没数，但看厚度，大概一千左右。他把信封折了折，塞进裤兜里，转身要走。
阿彪按住了他的肩膀，说了句什么，声音太小，江月听不清。洪仔点了点头，推开他的手，快步走出巷子。
阿彪也走了，往巷子另一头，翻过那面矮墙，消失了。
江月站在巷口对面的水果摊后面，看着洪仔从她面前走过。他没看见她。他走得很急，低着头，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攥着那个信封。
等他走远了，江月才从水果摊后面出来，走到登打士街那栋楼门口，把台阶上的纸箱搬起来，上楼，打开仓库门，把货放好，锁门，下楼。
整个过程不紧不慢，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回到电子街的时候，洪仔已经站在摊位前面了。他手里拿着那块吆喝的纸板，嘴巴在动，但没发出声音，看见江月从街口走过来，手里的纸板差点掉地上。
江月走到摊位前，把钥匙放在柜台上。
“货放好了。”她说。
“哦……哦，好。”洪仔把钥匙拿起来，攥在手心里，钥匙齿硌着他的手掌，他好像没感觉到。
江月坐回椅子上，翻开笔记本，开始记账。
下午的生意不错，卖了两台松下，一个本地大叔买走的，没还价，直接付了现金。江月收了钱，找了零，把机器包好，送走客人，然后抬起头看着洪仔。
“洪仔，你跟我来。”
她站起来，往巷子里走。洪仔跟在后面，脚步拖拖拉拉的，鞋底擦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声音。
走到巷子深处，没有人的地方，江月停下来，转过身。
“信封里多少钱？”她问。
洪仔的脸一下子白了。那种白不是晒不到太阳的那种苍白，是血一下子从脸上退下去的那种白。他的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
“我不问第二遍。”
“一……一千。”洪仔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低着头，不敢看她。
江月点了点头，表情没什么变化。
“那你偷了我五百，他们又给了你一千。你赚了五百。”
洪仔的腿一软，跪了下去。他跪在巷子潮湿的水泥地上，膝盖磕在石板上，发出咚的一声。他的手撑着地面，手指在发抖，指甲缝里还塞着昨天打包时沾的透明胶带残胶。
“对不起。”洪仔的声音破了，带着哭腔，“江月，对不起。我妈……我妈病咗，佢住嗰个老人院话要交费，我冇钱。嗰个阿彪搵到我，话俾一千蚊，只要……只要从你外套攞几张银纸，佢唔会知。我……我唔知点解会咁做。”
江月看着他。
洪仔跪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但没有哭出声。他把脸埋在手掌里，手指缝间露出通红的眼角。他不是在演戏。江月见过太多人演戏了，前世在商场上，有人能在谈判桌上当场哭出来，眼泪一擦继续跟你谈条件。洪仔不是那种人。他是真的怕，真的后悔，也真的缺钱。
但她不会因为一个人后悔就原谅他。
“你妈在哪个老人院？”江月问。
洪仔愣了一下，抬起头，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深水埗，仁爱老人院。”
“你去看过她？”
“每……每个礼拜去一次。”
“她什么病？”
“医生话系心臟有問題，要长期食药。老人院话加埋药费每个月要千五蚊。我喺电子街做学徒一个月先得八百，唔够。”
江月沉默了一会儿。
巷子里很安静，只有远处电子街的喧闹声传过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棉花。墙根有一株野草，从水泥裂缝里长出来，叶子蔫蔫的，好久没下雨了。
“跟我回去。”江月说，“明天再说。”
她转身往巷口走，没拉他，没等他。
洪仔跪在原地愣了几秒，然后爬起来，用袖子擦了擦脸，跟在她后面。这次他的脚步声很轻，像怕踩死蚂蚁似的，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
江月走回摊位，坐下去，把笔记本翻开。
她在空白页上写了一行字：洪仔被收买，阿彪给一千，偷我五百。母病，深水埗仁爱老人院。
写完之后她看着这行字看了几秒。
她没有撕这一页。
她把本子合上，塞进帆布包，从抽屉里拿出那块抹布，把柜台上的灰擦了一遍。擦到柜台的边角时，手指碰到了昨天贴的那块透明胶带，胶带的一角又翘起来了。
她把翘起来的角按下去，按了两下又翘了。
隔壁阿姨家那个小孩又蹲在卷帘门底下看CALL机了，今天没吃东西，就蹲在那儿看，手指在玻璃上画圈圈，画了一个又一个。
江月从抽屉里拿出那颗糖，扔过去。
小孩接住糖，但没剥开，攥在手心里，看着江月，小声问了一句：“姐姐，你今日唔开心啊？”
江月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
“没有。”她说。
小孩不信，但没再问，把糖塞进裤兜里，跑了。
江月把抹布叠好放回抽屉，把那台被小孩手指画过圈圈的CALL机拿起来，用纸巾擦了擦屏幕，重新摆好。玻璃上留了一个淡淡的指纹印，对着光才能看见，像是有人在那儿按了一下，又缩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