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署的审讯室灯光惨白，郑淑芬坐在椅子上，双手被铐在身前。她的头发散乱，脸上没化妆，嘴唇干裂，眼袋深得像两道沟。对面的女警问她话，她答一句停一句，声音沙哑得像含了沙。她承认了——诽谤江月、散布谣言、指使记者写假新闻、这次又潜入K&F偷商业机密。女警把笔录念了一遍，她在每一页上按了手印，红红的，指印边角有些模糊。
数罪并罚，三年。
关浩森把判决书复印件放在江月桌上，手指在那行“有期徒刑三年”下面划了一下。江月把那行字看了一遍，从抽屉里拿出一颗糖没剥，攥在手心里。入狱那天，郑淑芬穿着囚服，从女监的铁门走进去。身后没有人送她，陆正德死了，陆婉清疯了，孙明跑了。她走进去的那条走廊很长，头顶的灯管白得刺眼。她没回头，因为回头也看不到人。
陆婉清被发现的时候，在深水埗一条巷子里蹲着，怀里抱着孩子，孩子已经睡着了。她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外套，头发打着结，脸上有灰，嘴唇干裂出血。路人报警，警察把她和孩子送到了收容所。医生给她做了检查，说她有严重的精神疾病，需要住院治疗。
洪仔站在收容所的走廊里，隔着门上的玻璃窗看到了陆婉清。她坐在床上，抱着孩子，嘴里在念叨什么，听不清。孩子的脸上也有灰，眼窝凹陷。她拍着孩子的背，一下一下的，节奏很慢，像摇篮曲。
江月听洪仔说完，沉默了片刻，把那颗糖剥开塞进嘴里，甜的。她把糖纸叠成一个方块放进抽屉里。
“她当初帮廖亮对付我的时候，没想过今天。她站在郑淑芬身后看我被打耳光的时候，没想过今天。她跟孙明一起骗我钱的时候，没想过今天。现在她想不到了。因为她已经疯了。”她把抽屉关上锁好。
关浩森把那根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楼下电子街还是人来人往。关浩森看着那条缝，把窗帘合上了。
“孙明跑了。警方在通缉他，但还没抓到。他可能已经离开香港了。”
江月从抽屉里拿出一颗糖，没剥，就那么攥在手心里。“他跑不了。不管他跑到哪，我都会找到他。”她把糖攥得更紧了。
隔壁阿姨家那个小孩蹲在K&F办公室门口，手里没拿吃的，拿了一个空瓶子，一脚踩扁了咔嚓一声。江月从抽屉里拿出一颗糖走过去蹲下来递给他。他接过去把糖塞进口袋里，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剥开糖纸塞进嘴里，没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转身走了，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下了楼梯，进了巷子，没回头。
江月看着那个空荡荡的位置，手里还攥着那颗没给出去的糖。她把糖放进口袋，转身走回办公室，把门关上。
郑淑芬的囚室在二楼，窗户上焊着铁栅栏。她坐在床边，穿着灰色的囚服，手里拿着一个塑料杯，杯子里是凉水。她盯着杯子里的水，水面晃了晃，映出天花板上的灯管，白花花的一团。她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躺下来，闭上眼睛。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一个狱警走过，鞋跟踩在地板上，哒哒哒哒，越来越远。
陆婉清的病房在精神病院的四楼。窗户也焊着铁栅栏，但窗外能看到一小片天空，灰蒙蒙的。她抱着孩子坐在床上，孩子醒了，哭着，她没哄。护士走进来给孩子喂奶，她接过奶瓶，塞进孩子嘴里，孩子不哭了。她拍着孩子的背，嘴里哼着歌，调子不准，断断续续的。
护士把窗帘拉开，阳光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她眯了一下眼睛，把头低下去，埋在孩子的被子里。
港城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人来人往。一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低着头快步走过安检口，他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广播里正在播报航班信息，普通话、粤语、英语循环播放。他走到登机口，排队，检票，上了飞机。
飞机起飞，舷窗外的港城越来越小，变成一片灰蒙蒙的轮廓。
江月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电子街的招牌，把那颗糖攥在手心里，糖纸的边角硌着掌心，微微刺痛。洪仔和关浩森一起看向她，他们都没说话。过了片刻，江月将糖剥开放进嘴里。甜的，很甜。
她把糖纸叠成一个方块放进抽屉里，抽屉底层的角落里，那一小堆花花绿绿的糖纸上又多了一张。最上面那张是蓝色的，印着一颗草莓。她把抽屉推上了，锁好。
窗外电子街的霓虹灯还亮着，白光刺眼。她看了一会儿，把窗帘拉上了。办公室里暗了下来。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剪刀，铁的，凉的，握在手心里，尖头在黑暗中看不见。她把剪刀放回口袋，拉开门，走出去，把门锁上。钥匙塞进外套内袋，那里有钥匙、有糖、还有一把剪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