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仔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江月正在看供应链重建的方案。东莞新工厂的选址已经定了，厚街工业区，占地三十亩。电话那头洪仔的声音发紧，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小心翼翼的尾音。“郑淑芬自杀了。喺监狱里头，用碎玻璃割腕。冇死成，送去医院救返嚟嘞。”
江月手里那颗糖没剥，攥在手心里。糖纸的边角硌着掌心，微微刺痛。她把方案合上，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桌上那张陆家大宅的照片上。那是她上个月让人拍的，外墙重新刷了漆，院子里种了新树，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知道了。”
她没问怎么割的，用什么割的，流了多少血。那些事跟她无关了。
关浩森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桌边，低头看着她。他把那瓶矿泉水放在桌上，没有拧盖子，就那么放着。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点。
“你要去看她吗？”
江月把那颗糖攥紧了一些，糖纸发出细微的窸窣声。她的目光从照片上收回来，落在那份方案上，落在“厚街工业区”那几个字上。
“不去。”
郑淑芬是在凌晨动的刀子。同监室的人都在睡觉，她蹲在厕所的角落里，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玻璃。那是白天打碎的水杯碎片，保洁没扫干净，落在墙角的阴影里。她把碎玻璃攥在右手心里，左手的袖子撸上去，露出苍白的手腕。碎玻璃在昏黄的灯光下反着光，边缘不齐，有的地方锋利，有的地方钝。她在手腕上划了一下，没划开，皮肤上留下一道白印子，渗出一串细密的血珠。又划了一下，这次用力了，玻璃嵌进去，血涌出来，暗红色的，滴在白色的地砖上，一滴，两滴，很快汇成一小摊。她没有叫，就那么蹲着，左手垂在身侧，看着那些血从手腕上往下淌，沿着手指滴在地上。同监室的犯人起夜，看到地上的血，尖叫起来，声音尖锐，在凌晨的监区里回荡。
狱警冲进来，用手电筒照着她，光柱刺眼。有人按住她的手腕，用毛巾缠住，毛巾很快被血浸透了。她被抬上担架，送到监狱的医务室，又转到了港城的公立医院。手腕上缝了十几针，纱布缠得很厚，白得刺眼。
第二天她醒了，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左手缠着绷带，放在被子外面。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脸上，她把头偏过去，躲开那道光线。狱警站在病房门口，她开口了，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喝水。
“江月来不来？”
狱警把她的要求转达给了洪仔。洪仔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我问问”。他又转达给了江月。江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那沉默比平时长了一些。
“没什么好见的。”
洪仔把这句话传了回去。狱警走进病房，郑淑芬歪在枕头上，嘴唇在动，声音很小，小到狱警弯下腰才听清。“她说，没什么好见的。”她的眼睛闭上了，没有流泪，没有再问，也没有再开口。手指在被子上轻轻动了一下，那道缠着绷带的手腕在白色床单上显得格外刺眼。
从那以后，她在监狱里变得沉默寡言。不再跟其他犯人争吵，不再惹事，不再哭，也不再笑。每天按要求劳动，按要求学习，按要求作息。她像一个被抽空了电池的钟，指针还在走，但已经没有动力了。食堂打饭的时候她排在队伍中间，不多不少，不争不抢。放风的时候她站在墙角，不跟任何人说话，也不看任何人。
洪仔把这个消息带回来的时候，语气平淡了许多，像是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故事。江月把那颗糖剥开，塞进嘴里，甜的。她把糖纸叠成一个方块放进抽屉里。
关浩森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看着楼下电子街的人流。卖鱼蛋的阿婆在街口，锅里的汤冒着热气，咖喱味顺着风飘上来。他把窗帘合上了。
“她的事跟你没关系了。”
江月把那颗糖嚼碎咽了，很甜。“嗯。”
陆婉清还在收容所里。疯疯癫癫的，抱着那个已经会走路的孩子，嘴里哼着那首永远不在调上的摇篮曲。工作人员带她去检查身体，她不肯配合，抱着孩子缩在角落里，把被子蒙在头上。没有人通知她她的母亲差点死了。她不知道，也不在乎了。她已经不在乎任何事了。
洪仔站在门口，把小本子塞进口袋。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看到江月的表情，把话咽回去了。他转身走出办公室，靠在走廊的墙上，仰着头看着天花板上的灯管。灯光白得刺眼，他眯了一下眼睛，什么也没说。
江月从抽屉里拿出那颗糖，没剥，就那么攥在手心里。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剪刀，铁的，凉的，握在手心里，尖头在灯光下闪着光。她摸了摸磨过两次的刃口，把它放回口袋。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电子街的霓虹灯还亮着，白光刺眼。街口那辆黑色轿车今天没来，那个位置空着，地上有几个烟蒂。她看了一会儿，把窗帘拉上了。
她拉开门，走了出去。钥匙塞进外套内袋，那里有钥匙、有糖，还有那把剪刀。她把门锁好，脚步声在走廊里哒哒哒哒，下了楼梯，到了街上。电子街的喧闹声涌过来，把她淹没了。她没有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