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屋的书房不大，一张书桌靠着窗户，窗外就是雪山。书桌上摆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绿色的，光晕柔和，只照亮桌面巴掌大的地方。江月坐在书桌前，戴着一副老花镜，银色的镜框细细的，镜片后面的眼睛比年轻时小了一圈，但还是很亮。面前摊着厚厚一沓白纸，旁边放着几支黑色水笔，笔帽都拔开了，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
她要写回忆录。不是出版社邀请的，不是别人建议的，是她自己想写的。她不是想炫耀，不是想让后人记住她，是想给年轻人留下一些东西。她活了八十岁，经历了两辈子，见过太多人走过太多路。那些经验，那些教训，那些摔过的跤，那些流过的血，如果不用文字记下来，就随着她一起埋进土里了。太可惜了。
她拿起笔，在第一页纸上写下标题——《九岁，我逃出了那个家》。那是她回忆录的第一章。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写得很慢，因为每件事都刻在脑子里，不需要想，只需要把它从脑子里搬到纸上。陆家大宅的样子，郑淑芬的嘴脸，陆婉清的伪善，那个被当成杂物间的卧室，还有那些失眠的夜晚，她躺在窄窄的床上看着窗外的月光，想前世，想以后，想怎么活下去。
电话响了，小陈的视频通话。江月接起来，小陈的脸出现在屏幕上，还是那间办公室，背景墙上挂着她年轻时拍的照片。小陈看到书桌上摊着的白纸和笔，眼睛亮了一下。“姐姐，你真的开始写了？”
“开始了。第一章。”
小陈的嘴角弯了起来。“我帮你整理资料，有几十年的会议记录和照片，你用得着的。”
“不用太多。我写我想写的。不写公司怎么开起来的，不写商战怎么打的，那些东西太枯燥了，年轻人不爱看。”江月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语气像个准备期末考试的老学生。“我想写的是我怎么想的，怎么走过来的，怎么面对失败，怎么爬起来。”
小陈沉默了好久。“好，你按自己的想法写。写完我帮你出书。”
“不用你出。我自己出。我有钱。”小陈在电话那头笑了，笑着说姐姐你还是这么倔，八十岁了也不改。洪仔的电话紧接着打过来了，小陈知道他们还有话说就先挂了。
“月姐，听说你要写回忆录？”洪仔的声音沙哑，但带着笑。
“嗯。刚开头。”
“写详细点。我帮你校对。”江月愣了一下，嘴角弯了一下，说好，你帮我校对。洪仔在电话那头嗬嗬地笑了几声，说跟着你几十年，看文件练出来的，别的本事没有，挑错别字还行。
她回到书桌前，继续写。笔尖在纸面上移动，沙沙的声音在安静的书房里很清晰。她写得慢，但很顺畅，像一条河流，不需要用力，水自然会往前流。
她写了逃出陆家，写了旺角电子一条街，写了那些站到脚肿的日子，写了老陈赊给她的五台CALL机。她写了第一次赚到钱的心情，不是兴奋，不是得意，是一种终于能活下去的如释重负。她写了第一次失败，被客户骗了货，钱没收到，货也没了，蹲在旺角的街边哭，哭完了擦干眼泪继续干。她写了第一次被人看不起，那些大人们用鄙夷的眼神看着她，说一个小孩子做什么生意，她没理他们。
写了苏辰，写了关浩森，写了小陈，写了洪仔，还有那些陪着K&F一路走过来的人——梁文博、陈婉婷、徐江林、林律师，还有很多人，有些人的名字她已经记不太清了，但他们的脸她还记得。那些一起加过班的人，一起熬过夜的人，一起在市场厮杀的人。她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写下来，写在纸上，像是在跟他们告别。
几天后，她写到了序言。序言是整本书的开头，但她留到了最后才写，因为她想等所有的故事都写完了，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开头。她坐在书桌前，笔尖抵在纸上，想了好一会儿。窗外的雪山在夕阳里泛着橘红色的光，松树上的雪融化了，水珠一滴一滴地往下落，像时间在滴答。
她终于下笔了——“我这一生，最大的坑就是自己那颗不放弃的心。但它也是我最大的财富。”
写完了这一句，她放下了笔。笔身搁在纸面上，还带着手掌的温度。她看着那一行字，老花镜后面的眼睛眯了起来，嘴角弯着，眼角的皱纹像一把折了无数次的扇子。
笑了。不是因为这句话写得好，是因为这句话是真的。那颗不放弃的心，让她九岁从陆家跑出来，让她在旺角站到脚肿也不敢休息，让她在被追杀的时候也没有退缩，让她在失去苏辰和关浩森之后还能继续往前走。它是坑，是深渊，是无数次让她在深夜痛不欲生的东西。但它也是财富，是她这一生最宝贵的东西。没有它，她早就死在九十年代了，死在旺角的某个角落，死在沈鸿远的追杀下，死在资本联盟的围剿中。但它没有，它带着她一路走过来，从港城走到上海，从上海走到全球，从全球走到瑞士这座雪山下的木屋里。
她站起来，把窗帘拉得更开了些。夕阳涌进来，把整间书房照得一片橘红。书桌上的白纸被夕阳染成了金色，那些字迹在金色的光里格外清晰——“最大的坑，也是最大的财富。”
她把笔帽盖好，把笔整整齐齐地放回笔筒。把老花镜摘下来，用眼镜布擦了擦，放回眼镜盒里。把白纸摞在一起，边角对齐，用镇纸压住。她拍了拍那沓纸，像是在跟它们说晚安。夕阳从雪山顶上滑了下去，山峰重新变成了白色，但江月知道明天它还会变成金色。明天的江月也会继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