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岁那年的冬天，瑞士下了百年一遇的大雪。雪从十一月底开始下，一直下到一月中旬，中间没有停过。木屋的屋顶被压得咯吱响，江月每天都要拄着手杖到门口铲雪，不然门会被堵住。她铲不动了就喊山下镇子里的年轻人来帮忙。那些年轻人开着铲雪车上来，几分钟就搞定了，她给他们钱他们不要，她就给他们泡茶，让他们坐在壁炉前烤火，听她讲故事。
王律师从日内瓦开车过来的。高速公路封了一段，他绕了很远的路，本来三个小时的车程开了整整一天。他进门的时候眉毛和睫毛都是白的，大衣上全是雪，像一个会动的雪人。江月让他站在壁炉前烤了好一会儿，给他倒了一杯热茶。他捧着茶杯，手还在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紧张的。
“江女士，您真的要立遗嘱？”王律师把茶杯放在茶几上，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封面上印着“遗嘱”两个字，字体很正式，很严肃。
“八十八了，再不立就来不及了。”江月坐在他对面，披着那条深灰色的毛毯，手边放着一支旧钢笔。
王律师翻开文件，一页一页地念。语速不快，每个字都很清楚，像是在念一份很重要的宣言。江月的个人名下还有十亿美元现金和几处房产——瑞士的木屋、港城的一个公寓、上海的一套老房子。那些房产她很久没去住了，但一直留着，每个月请人打扫。
“现金和房产变卖后，全部捐给‘全球女性科技奖’。这个奖项是您之前设立的，每年奖励十名女性科学家，每人十万美元。”王律师抬起头，看着江月。“江女士，您不留一些给亲友吗？比如周晓晓女士，比如洪仔先生的子女。”
江月看着窗外，雪还在下，细细密密的，听不到声音。“小陈什么都有。她不需要我的钱。洪仔的子女我也安排好了，前几年就给过了。”她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看着王律师。“没有其他人了。我这一生，钱够用了。剩下的给年轻人。她们比我更需要。”
王律师沉默了片刻，在文件上做了个记号，翻到最后一页。签名的位置空着，上面印着一个小小的“X”，像靶心。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递给江月，江月没有接，拿起自己那支旧钢笔拧开笔帽。
“我这支笔用了好几十年了。关浩森送的。”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墨水洇出一个小小的圆点。“用它签字，算他一份。”
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江月”两个字，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字迹比几年前更抖了，但每一个笔画都很清晰。她把笔帽拧上，把笔放回桌上。笔身上那几块磨掉漆的地方在灯光下反着光，银色的，像几颗小小的星星。
签完遗嘱，她整个人靠回椅背，长出了一口气。遗嘱信封是牛皮纸的，封口处涂了胶水。
王律师查看了签名，确认无误。“江女士，手续已经完成。遗嘱会存放在律师事务所的保险柜里。您放心，我们会严格按您的意愿执行。”
“办好后告诉我。”
王律师鞠了一躬，把遗嘱装进公文包，穿上大衣，围上围巾，走到门口。他回过头看了江月一眼，她坐在摇椅上，披着毛毯，看着窗外的雪。没有看他，嘴角挂着一个很淡的笑。他拉开门走了出去，风雪涌进来几片雪花落在门口的地板上，很快化了。
小陈的电话打来了。她没有说话，沉默了很久。话筒里只有呼吸声，很轻，很慢。
“姐姐，你写遗嘱了？”声音有点哑。
“写了。都捐了。干干净净。”
“嗯。”小陈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干净了好。”
挂断电话，江月把手机放在桌上。壁炉里火烧得很旺，木柴噼啪作响。窗外的雪还在下越积越厚，松枝被压得更弯了。她拿起那支旧钢笔，在遗嘱的草稿纸背面写了一行字——“我这一生，无憾。”写完了，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墨水已经干了，在纸上微微反着光。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花，用手指按了一下，冰花化了露出外面那片白茫茫的世界。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云层裂开一条缝，月光从缝隙里漏下来照在雪地上亮得刺眼。
“干净了。”她对雪山说。
雪山没有回答。远处的山峰在月光里泛着淡蓝色的光，松树上的雪开始往下滑落，发出轻微的噗噗声，像在跟她说晚安。她站在那里，手撑在窗台上，指节泛白。然后松开了，转身走回摇椅边，把那支旧钢笔放进了笔筒，笔筒里还有其他笔，但只有这支被人用了大半辈子。
窗台上那盆绿萝已经不在了。它活了将近七十年，前年终于枯死了。洪仔说再买一盆，江月说不用了，它活了七十年，够本了。她把它埋在木屋后面的松树下，立了一块小石头，没有刻字。她每年春天都会去看看那块石头，坐一会儿跟它说说话，有时候说很多，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坐着。今年春天还没到，还得等。她站在窗前看着那块石头被埋在雪下面，看不见了。但知道它在那里。明年雪化了就知道了，她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