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礼在上海举行，江月在瑞士木屋里看直播。笔记本电脑放在茶几上，屏幕亮度调到了最高，但隔着几千公里，画面还是有点模糊，声音也断断续续的。小陈站在台上，穿着一件墨绿色的旗袍，头发盘起来，耳朵上还是那对钻石耳钉。她的声音从音响里传出来，隔着千山万水，有些失真，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
“今年，全球女性科技奖的奖金池扩大到了每年一千五百万美元。奖励名额从十人增加到三十人，每人五十万美元。”台下掌声雷动。小陈等掌声落下去，转过身看着大屏幕。屏幕上出现了江月的脸，白发，皱纹，但眼睛很亮。
“今天，江月女士在瑞士山区看着我们。我想对她说一声——谢谢。”
江月对着镜头摆了摆手，动作很轻，像一个老奶奶在跟孙女打招呼。镜头切换到获奖科学家的画面。第一个是个印度女人，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穿着一件红色的纱丽。她在孟买的实验室里，背景是简陋的实验台和几台老旧的仪器。她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口音，但每个字都很用力。“江女士，您的故事激励了我。我从小就想当科学家，但家里人说女孩子不该读书。我读了您的书，我决定不听他们的。现在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在研究可再生能源。谢谢您。”
江月看着屏幕里那张黝黑的脸，看着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加油。”
第二个是个非洲女人，三十出头，穿着白大褂，头发剃得很短。她在内罗毕的实验室里，背景是一排排试管和培养皿。她的声音在抖，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江女士，我研究的课题是疟疾疫苗。我的家乡很多人死于疟疾，我想救他们。谢谢您的资助。这笔钱够我买新的设备，够我雇两个助手。我会尽快做出成果。”
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擦，任它流。
江月看着屏幕，看着那双流泪的眼睛。“不用谢。做出来就行。”
小陈在台上笑了。她看着大屏幕上江月的脸，姐姐还是跟年轻时一样，说话不拐弯，不煽情，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墙上。但她的话比任何人的煽情都有力量。
颁奖礼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三十位获奖者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有的年轻，有的年长，有的在顶级实验室，有的在简陋的平房里。她们有一个共同点——眼睛都很亮。江月看着那些眼睛，一盏一盏的，像黑夜里的灯。她想起自己第一次站在旺角柜台后面的样子——那双眼睛也是这样的，亮亮的，不服输的。
直播结束了，屏幕暗了。江月把电脑合上，靠在摇椅上。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木柴噼啪作响。
手机响了。洪仔的电话。他的声音比上次更沙哑了，像砂纸在玻璃上磨，但精神好像比前阵子好了一些。“月姐，你这一辈子，值了。”声音断断续续的，但每一个字都很用力。
江月握着手机，看着窗外的雪山。“值不值，我说了算。”
洪仔在那头嗬嗬地笑了。“你就是这么倔。从九岁倔到八十八岁，一点都不带软的。你是我见过最倔的老太太。”
“你也是。”
洪仔又笑了，笑着笑着咳嗽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护工的声音，在喊他吃药。电话断了。江月把手机放在桌上，手边的茶杯已经空了，她没有去续水。窗外的天快黑了，雪山从白色变成了淡紫色，慢慢消失在夜色里。她站起来，拄着手杖走到壁炉台前。壁炉台上摆着几个相框，苏辰的、关浩森的、林清婉的。她拿起关浩森的那个相框，玻璃擦得很干净，手指按在上面留下一个清晰的指纹。照片上的人还在笑，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角的弧度不大，但很真。
“我把钱用在了该用的地方。”声音很轻，轻到像是怕吵醒他。
关浩森在照片里笑着，没有说话。
她把相框放回壁炉台，摆正了，偏了一点点，又摆了一下，直到两边对称才松手。窗外的天彻底黑了，雪山看不见了，只剩下窗玻璃上映出的壁炉的火光，橙色的、跳动的。她走回摇椅前坐下，拿起那本老相册翻到关浩森那一页。照片上的他站在木屋前，背后是雪山，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大衣，手里拄着那根后来一直没离身的拐杖。那根拐杖现在靠在壁炉旁边，他不在了，拐杖还在。
她把相册合上，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手指在相册封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两下，三下，停了。
获奖女科学家的视频她后来看了一遍，每一个都看了。那些脸，那些眼睛，那些话，她会记得。印度的那个做可再生能源研究的女人，非洲的那个做疟疾疫苗的女人，还有巴西的那个做热带雨林保护的女人，中国的那个做芯片设计的年轻女孩——她们的科研之路还很长，但她看不见了，没关系，她们会走下去的。
今天晚上雪没有下，云层裂开一条缝，月光从缝隙里漏下来照在雪地上，亮得像白天。江月躺在摇椅上，闭着眼睛毛毯滑到了腰上，她没有拉上来。窗台上那盆绿萝的位置空了，只剩下一小块圆形的痕迹，是花盆底留下来的，擦不掉了。那块痕迹在月光里泛着淡淡的光，像一个印章，盖在窗台上，盖了一辈子。她伸手摸了摸那个痕迹，木头已经被压出了深深的凹槽，她的指腹在凹槽里划了一下，粗糙的，凉凉的。她把手缩回来，搭在相册上，拇指摩挲着相册封面上凸起的纹路，沙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