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出去的那天，整个世界的社交网络同时爆了。江月去世，九十二岁，在瑞士山区的木屋里安详离世。没有痛苦，没有遗憾，走的时候面带微笑。联合国秘书长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宣布联合国总部降半旗致哀。各国政要、商界领袖、学术泰斗，唁电像雪片一样飞来，雪片都没这么多。
小陈坐在木屋里，面前摊着电脑屏幕上的邮件收件箱。未读邮件已经好几千封了，还在不停地涨。她一封都没有打开，因为她不知道该回复什么。“谢谢”太轻了，“她知道了”她不知道。洪仔的电话打过来，声音沙哑得像砂纸，说追思会不在木屋办，在日内瓦办。小陈在电话这头听着，隔了片刻说好，就在日内瓦办。
追思会那天，日内瓦下了雨。会场选在湖畔的一座老教堂，哥特式的尖顶在雨雾里若隐若现。只有小型的公开仪式，小陈特意嘱咐不要铺张，但来的人还是远远超过了预期——各国的政要比预计多，商界的领袖也比预计多，还有那些江月资助过的女科学家们，从非洲、从印度、从南美，千里迢迢飞来。很多人小陈不认识，但她们都认识江月。她们的眼睛是亮的，那盏灯从江月那里传到了她们手里，还在亮着。
小陈站在讲台上，穿着黑色的衣服，没有化妆，眼睛红肿着，已经哭了好几天，但今天她没有哭。她对着台下说——“她教会了我，女人可以做到任何事。不需要靠别人，靠自己。她九岁从家里跑出来，兜里只有三百二十港币。她用了八十三年，改变了这个世界。”
台下有人开始擦眼泪。一个年轻的女孩坐在第四排，穿着白大褂，大概是哪个实验室的研究员，哭得鼻子红红的，但没有发出声音。小陈说完了，走下讲台，走到台下握着洪仔的手。洪仔坐在轮椅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老泪纵横，整个人瘦得像一截干枯的树桩，手在抖，嘴唇也在抖，说不出话来。
追思会结束后，江月的骨灰安葬在瑞士山区的一块草地上。离木屋不远，步行只要十几分钟，面朝雪山，视野开阔。她生前选的地方。墓碑是白色的花岗岩，上面刻着她自己选的字——“江月·商业女王·永不放弃的灵魂。”
字是她生前亲自定的。小陈问她要不要写一句更温和的话，她说不用，这就是我。永不放弃，从九岁到九十二岁，没有放弃过一天。她站在墓碑前，把那封信从包里拿出来，蹲下来放在墓碑下面，用一块小石头压住，风吹不走，雨淋不湿。
“姐姐，你的信在这里。”
旺角电子街的街口摆满了鲜花。不是小陈放的，也不是洪仔放的，是那些记得江月的人自发放的。有老人，有年轻人，有曾经在这条街上做过生意的人，有读过她的书的人。老陈的儿子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白了大半，站在老陈当年的档口前，手里捧着一束白菊花，放在地上，直起身对着那块招牌说——“江月是我们电子街的骄傲。”
小陈带着洪仔回到上海，把他的轮椅推到窗边，让他看着窗外的浦东天际线。那是江月看了几十年的风景。“洪叔，姐姐这一生，圆满了。”洪仔没有看小陈，看着窗外，看着那些高楼，那些灯，那些云。他的嘴唇在抖，还是没有说话，但他点了点头，点了好几下。
全球数百万人自发悼念。有人在旺角电子街的街口摆满鲜花，有人在K&F总部大楼前点燃蜡烛，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江月的照片、读她的书。小陈把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存下来，存进那个名叫“姐姐”的相册。相册里已经有了上千张照片，从她二十岁到江月九十岁，跨越了漫长的岁月。
洪仔回到上海后一直住在医院里，身体每况愈下，但始终撑着那一口气不放。护工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未了，他说“我要去给月姐扫墓，亲自去”。护工说你连路都走不了，他说坐轮椅也要去，爬也要去。他还没有去成，但他一定会去的，因为他从不食言。
小陈一个人回到瑞士的木屋。她推开那扇门，壁炉里还有未燃尽的木柴，摇椅还放在窗前，那条深灰色的毛毯搭在扶手上。一切都没变，只是人不在了。她在摇椅上坐了好一阵，又走到窗边看着那片雪山。雪化了，山绿了。
她走出木屋，走到墓碑前，蹲下来看那封信，信封已经被风吹得有些旧了，边角卷了起来，但还压在小石头下面，很稳当。她没有拿起信，只是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信封的边角，让它更平整一些。然后站起来，转身走了。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没有拢。雪山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她沿着那条走了无数次的小路慢慢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