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被关在青州大牢最里头那间，四面石墙，一扇铁门，连窗户都没有。沈棠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草铺上，双手抱着膝盖，跟个受惊的孩子似的。牢房里一股子尿骚味混着霉味，熏得人睁不开眼。
“王大人，住得还习惯？”沈棠在铁栏外头蹲下来。
王明远抬起头，看了她一眼，眼神涣散，嘴角还有没擦干净的饭粒。他已经在牢里待了一天一夜，整个人像被抽空了的袋子，瘪下去，皱成一团。
“沈大人，我说，我全说。”
沈棠让狱卒打开门，走进去，在他对面坐下。李常跟在后面，手里拿着纸笔，准备记录。
王明远交代的东西比沈棠预想的要多。他承认与赵大富合伙倒卖赈灾粮，三万石粮食分三批运往邻县，卖了六万两银子，他跟赵大富四六分账。这笔银子被他拿去填了府库的窟窿——之前有一批朝廷调拨的军饷，在他手上“丢了”。
“丢了？”沈棠追问。
王明远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不是丢了，是被周远道挪用了。他来青州十年，前五年还算规矩，后五年就开始伸手了。先是收商家的孝敬，后来胃口大了，盯上了朝廷的银子。”
“什么银子？”
“军饷。边关的军饷每年经过青州转运，周远道在中间截留了一部分，做成‘路上损耗’。我接手的时候，账上的窟窿已经有十五万两了。”
每年截留军饷，做成路上损耗，持续数年——这笔银子加起来不是小数目。沈棠在心里算了一下，光是王明远经手的就有十五万两亏空，周远道在任十年，至少吞了上百万两。
“银子去哪了？”
王明远咽了口唾沫：“一部分送进了京城，给了刑部的赵朗和几个朝中的大人。剩下的……从海上走了。”
“海上？”
“每年有两艘宝船，从海外运白银到青州。船是海商的，银子是朝廷的——不对，应该说银子本来是朝廷的，被人截下来以后运出去洗一遍，变成‘干净’的银子再送回来。”王明远的语速快了，像是憋了太久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周远道活着的时候，宝船的事是他亲自管。他死了以后，京城来了个特使，直接接管了这条线，连我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沈棠从袖子里掏出那块宝丰铜牌，搁在王明远面前：“认识这个吗？”
王明远看了一眼，脸色变了。他盯着那块铜牌看了好几息，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点了点头：“宝丰号。就是那两艘宝船的船号。铜牌是接货的信物，只有经手人才有。”
宝丰号。宝丰粮行。同一个字号，京城和青州两头连上了。
“赵大富是接货人之一，”王明远的声音低了下去，“每次宝船靠岸，货先送到他的粮店，再从那里分出去。赵大富经手的银子少说也有三十万两。他这个人贪，每次都要自己扣一成。周远道在的时候还压得住他，周远道死了以后就没人管得了了。”
“所以你就杀了他？”
王明远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神情激动起来：“不是我！我杀他干什么？他死了那批白银的下落就断了，我找谁要去？那批白银本来应该在上个月靠岸，但船没来，赵大富说船在路上耽搁了。我催他去找，他跟我吵了一架，第二天就死了。”
沈棠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王明远的眼神不像在撒谎——是害怕，但不是杀了人以后的那种害怕，是事情超出了自己控制以后的那种害怕。
“你说赵大富私吞了白银？”
“我怀疑是这样。宝船的白银每次卸货都有账，赵大富经手的数目跟实际入库的数目对不上，差了至少五万两。他死不认账，我就威胁要把他交给京城的人。结果……”王明远的声音抖了一下，“结果他就死了。”
这个逻辑说得通。赵大富私吞了宝船的白银，王明远查到了账目对不上，威胁要上报。京城的人怕事情败露，抢先一步杀了赵大富灭口。
“京城来的特使，你见过吗？”
“没有。每次都是单线联系，我只知道有这么个人，不知道是谁。他通过宝丰粮行的吴掌柜传话——就是京城那家宝丰粮行。”
沈棠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她让狱卒把王明远看好，自己出了大牢。外头的天已经黑了，李常跟在后面，手里还拿着那本记录。
“去码头，”沈棠说，“找那个海商陈老大。”
青州码头在城东十里外，紧挨着河口。水患过后码头被冲毁了一半，几条船歪歪斜斜地泊在岸边，桅杆断了，帆布泡在水里，看着破败不堪。沈棠到的时候码头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船工在修船，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夜里传出去很远。
陈老大的铺子在码头最里头，是一间两层的小楼，楼下是铺面，楼上住人。铺面的门板上了锁，沈棠敲了半天没人应。隔壁卖鱼干的老头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说陈老大三天前出海了，到现在没回来。
“他一个人去的？”沈棠问。
“带了两三个伙计，”老头缩回头去，嘟囔了一句，“说是去接货，走了就没回来。”
沈棠让老周把门锁撬了，进了铺子。铺子里头乱七八糟的，货架上空空荡荡，地上散落着一些碎瓷片和破布。她上了二楼，二楼是陈老大的账房和卧房，一张大书案靠在窗边，上头堆着厚厚一摞账本和信件。
她一本一本地翻，翻了半天没找到有用的东西。翻到最后一本账本的时候，书脊的夹层里掉出一张叠成方块的纸。她展开一看，是一张海图，画得很粗糙，但标注得很详细——海岸线、岛屿、暗礁、航线，全都用朱笔描过。海图的正中央画着一个岛屿，形状像一只趴着的乌龟，旁边标注着“金银岛”三个字。
沈棠把海图翻过来看背面。背面写着一行字，墨迹有些褪色了，但还能看清：“宝丰号，正月抵港，白银三十万两。”下面是几行小字，记录了每次靠岸的时间和白银数量——正月十五，三十万两；四月初三，二十五万两；七月初八，三十二万两。最近的一次记录是九月二十，写着“船未归，疑有变”。
九月二十，就是赵大富死的前三天。
沈棠把海图和账本收好，正要走，忽然看见书案底下有个木箱子，锁着。她让老周把锁砸开，箱子里头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旧信件、破损的罗盘、几块碎银，还有一样东西让她停住了手。
一块铜牌。
跟她在路上那个垂死的商人手里拿到的那块一模一样，正面刻着“宝丰”二字，背面刻着船的花纹。但这块铜牌的背面多了一行编号：零叁。
沈棠把自己手里那块拿出来对比——她那块背面没有编号，只有花纹。两块铜牌材质相同，工艺相同，出自同一套模子。她把两块铜牌并排放在手心里，沉甸甸的，凉得掌心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沈大人，”李常在楼下喊了一声，“快下来，有情况。”
沈棠把铜牌和海图收好，下了楼。李常站在码头边，手里举着火把，照着水面上漂着的一样东西——一艘小渔船的残骸，船底朝天，船身上有好几个大洞，像是被什么东西砸穿的。残骸旁边漂着几块碎木板和一件湿透的衣服。
老周把衣服捞上来，展开一看，是一件粗布短褂，胸口的位置绣着一个“陈”字。
沈棠蹲在码头上，低头看着水面上漂浮的碎木板和那件湿透的衣服。水里映着火把的光，碎成一片一片的橘红色，随着水波一荡一荡的，像是碎了的灯笼。她伸手在水里捞了一下，手指碰到一块硬物，捞起来一看，是一块船板上的碎片，断口处是新鲜的白色木茬，没有泡水发黑的痕迹——船是被砸碎的，不是撞礁。木茬上还沾着一点暗红色的东西，她凑近闻了闻，是血，已经泡淡了，但那股子铁锈味还在。她把船板碎片扔回水里，溅起一小朵水花，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把那些碎了的火光搅得更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