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改革成功推行后的第二年春天，苏羽给赵恒写了一封长信。信是在灯下一气呵成的，写了足足两个时辰，墨水用干了两砚，毛笔换了两支。信的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话——法治若要长久，不能靠明君，不能靠清官，要靠制度。
赵恒收到信的时候正在用午膳，他放下筷子从头读到尾，读完又把最后一段重读了一遍。苏羽在那段话里写着：“陛下英明，法治可行。陛下百年之后，继位者若不英明，法治可废。臣请立宪章，以制度约束君权，以法治限制权力。法大于权，方能万世不移。”
赵恒放下信，端起饭碗扒了两口白饭，菜一口没动。太监在旁边看着急得不行，但不敢催。过了大约一炷香的功夫，赵恒放下碗，铺开一张宣纸，提笔写了两个字——准奏。笔力很重，“准”字的最后一竖穿透了纸背，在下面的桌案上留下了一道墨痕。
苏羽接到批复的当天就开始着手起草《大梁宪章》。她没有单干，召集了祈天学院律法分院的十二位教授，加上大理寺、刑部的六位官员，一共十九个人，关在大理寺的偏院里，日夜讨论。争论最激烈的是第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