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纪委的约谈通知是周三上午到的。方烬在余大江的办公室里看到了那份传真，红头文件，抬头是“中共XX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内容不长，大意是“根据群众举报和初步核实，决定对孙建国同志进行约谈，请予配合”。约谈时间定在周六上午九点，还有三天。
余大江把传真递给方烬，方烬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三天，是不是太长了？”
“程序。”余大江把传真收回来，锁进抽屉，“省纪委也要走程序。孙建国是省管干部，不是随便就能约谈的。这三天你什么都别做，等消息。”
方烬没说话，从余大江办公室出来，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他看着窗外的城市天际线，那些高楼在灰白色的天空下显得很清晰，每一扇窗户都反着光，像无数只眼睛。他转身下楼，没有等电梯，走楼梯，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响了很久。
方烬做了一件事，不是在等待，而是在确认。他没有去找孙建国，只是把赵铁军派去市政府对面蹲着，看看孙建国这几天的进出情况。赵铁军蹲了一天半，回报说孙建国正常上下班，早上八点半进，下午六点出，没有任何异常。
方烬稍微放下了心，但也只是一会儿。
周五下午，赵铁军的电话来了。“孙建国下午没来上班。我查了，他请了病假，说是腰不好，去医院了。”
方烬握着手机，站在安全屋的窗前，看着巷子里一只野猫从垃圾箱上跳下来，落地无声。“哪家医院？”
“没查出来。请病假不需要指定医院。他可能真的去医院，也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方烬挂了电话，拨了余大江的号。“老余，孙建国请假了。明天约谈，今天请假，不正常。”
余大江沉默了几秒。“你想干什么？”
“去他办公室看看。”
“你没有搜查令。”
“我看门。”
方烬挂了电话，拿起桌上的钥匙，对赵铁军说:“走。”
孙建国的办公室在市政府办公楼的十二楼，走廊铺着深灰色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方烬和赵铁军到的时候快下班了，走廊里有人走动，但不多。办公室的门关着，方烬敲了两下，没人应。他又敲了两下，还是没人应。
赵铁军蹲下来，看了看门锁。“锁换了。不是原来的弹子锁，是新装的防盗锁芯。孙建国自己的人换的。”
方烬后退一步，看了看门框。门框是木头的，漆面起皮了，锁舌的位置有一个不太明显的撬痕，但被补过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他抬起一脚，踹在门锁的位置。
门开了。不是踹开的，是门框的木料被踹裂了，门框的边条断成两截，露出里面的锁舌，锃亮的，崭新的。
办公室很大，但方烬没有心思看装修。他的目光直接落在文件柜上——三个铁皮柜，有两个关着，有一个开着，柜门半敞。他走过去，拉开那个开着的柜门，里面空空荡荡，只有几份无关紧要的简报和杂志。另外两个柜子锁着，他用赵铁军从门卫那里借来的一把螺丝刀撬开了，里面的文件夹少了一大半。
碎纸机在墙角，电源线还插着，指示灯是绿的。方烬蹲下来，打开碎纸机的盖子，里面塞满了碎纸片，有些还没完全碎掉，能看到几个字——“合同”“转账”“易”。
赵铁军用手机把碎纸机里的残片拍了照，又把文件柜里的空文件夹拍了照。方烬站在办公室中间，环顾四周。桌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合着，没有关机，电源灯在闪烁。他打开电脑，屏幕亮起来，需要一个六位数的密码。
方烬把笔记本电脑装进证物袋，连电源线一起。
省纪委的人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十二个小时。当天晚上十一点，方烬在安全屋接到了省纪委的电话，对方自称是专案组组长姓韩，说他们已经到滨城了，连夜行动。方烬把孙建国办公室的发现告诉了他，韩组长说“知道了”，然后挂了电话。
凌晨一点，方烬收到了一条短信，是省纪委的人发来的，只有两个字:“搜到。”
方烬没有回。他坐在安全屋的沙发上，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屏幕自动熄灭。他看着那块黑色的玻璃里映出自己的脸，眉骨的阴影遮住了眼睛，看不清表情。
凌晨三点，赵铁军从外面回来了，带回了消息。省纪委的人在孙建国家中搜查了两个小时，在主卧室的衣柜后面发现了一个嵌在墙里的保险柜，撬开后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现金，一百元面额的，一捆一捆的，用银行的原装封条扎着。清点了两遍，一共四百七十万。金条十二根，每根一百克，银行的包装还没拆。存折若干，开户名不是孙建国，是他的妻子和儿子，但存折都在保险柜里。
孙建国被带走的时候，穿着睡衣，脚上穿着一双棉拖鞋，头发没梳，乱得像鸟窝。他家的客厅里站着七八个人，有省纪委的，有市局督察室的，还有两个没穿制服的人，方烬不认识。孙建国的妻子坐在沙发上哭，声音不大，但很尖，像一根针扎在耳朵里。孙建国没有说话，在被带出家门的时候突然挣扎了一下，回头喊了一句:“这是政治迫害！我认识省领导！”
赵铁军学孙建国的语气，声音尖了八度，方烬没笑。
第二天上午，省纪委专案组在市局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对孙建国进行讯问。方烬没有被允许参加，但他通过余大江的关系，在隔壁的监控室里看到了实时画面。
孙建国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拉链拉到最上面，头发已经梳整齐了，脸上的表情不是恐惧，是愤怒——那种被抓住之后仍然不认账的愤怒。他的手放在桌上，手指交叉，拇指在不停地互相绕圈。
省纪委的韩组长坐在对面，面前摊着从孙建国家里搜出来的保险柜物品清单，以及方烬提交的笔记本证据复印件。他先问了几个常规问题，孙建国一一回答，语气镇定，像是在接受一次例行的工作汇报。
韩组长问:“这些钱和金条，来源是什么？”
孙建国说:“朋友送礼。我来滨城当副市长这些年，认识了不少企业家。他们过年过节送一些礼金，我觉得不好拒绝，就收下了。但每一笔我都有记录，不是受贿。”
韩组长把笔记本证据复印件推过去。“孟建国在你收受易学明贿赂的记录里，提到了三次具体的时间、地点、金额和在场人。你怎么解释？”
孙建国看了一眼那张纸，嘴角抽了一下。“伪造的。孟建国这个人我听说过，是个律师，出了车祸死了。他跟我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伪造这种东西？肯定是有人指使的。”
韩组长没有接话，从文件袋里拿出了一份通话记录清单。那是从孙建国手机里恢复的已删除通话记录。“这是你过去五年与易学明的通话记录。一共四十七次。孟建国笔记本上记录的三次行贿时间前后，都有你的通话。这怎么解释？”
孙建国的手指不绕圈了，停了。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音。韩组长等了五秒，又等了五秒。
孙建国说:“工作需要。易学明是滨城的企业家，我作为分管领导，跟他有接触是正常的。”
“正常工作联系，需要用四个不同的号码？你手机里删掉的通话记录，我们恢复了。第一个号码用了两年，第二个用了八个月，第三个用了三个月，第四个就是你现在用的这个。你频繁换号，是怕人查？”
孙建国没有再说话。
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方烬从监控画面里只能看到他的头顶，头发白得很不均匀，像一块褪了色的布。
孙建国被正式批捕的文件是当天下午签发的。罪名不是受贿，不是滥用职权，而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愚者廷被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孙建国作为其保护伞，被列为组织成员之一。方烬看到这个罪名的时候愣了一下，这个定性意味着愚者廷的案子从单纯的刑事案件上升到了扫黑除恶的层面，意味着省里有人在推动这件事，意味着保护伞不能再被轻易盖住。
方烬站在监控室里，看着屏幕上孙建国被带走的画面。两个法警一左一右，他走在中间，步子还是稳的，脊背还是直的，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的肩膀微微塌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从背上滑下去了。
赵铁军递过来一根烟，方烬接了，没点。两个人站在监控室里，看着空荡荡的屏幕，屏幕上的会议室里只剩下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桌上还没收走的文件。
“一个副市长，一个法院副院长，三个法官，一个市局副局长。”赵铁军把这几个人念叨了一遍，像是在数钱。
方烬把烟还给赵铁军，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他在名单上划掉了孙建国的名字，在“孙建国”三个字上画了一道横线，横线从名字的左端划到右端，一笔，没有犹豫。
名单上还剩下七个名字。
方烬把手机揣回口袋，碰了碰那把铜钥匙。钥匙在口袋里温热的，和他的体温一样。
赵铁军在旁边把烟点着了，吸了一口，烟雾在监控室里慢慢散开，被通风口的风吸走了，什么痕迹都没留下。
方烬推开门走出去，走廊里的灯全亮了，照得通道像一条发光的河。他沿着河走，脚步声在地砖上一下一下地响，像钟摆。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铜钥匙，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对着灯看了看。倒T的符号在灯光下反着光，刻痕里的铜锈被光照亮了，变成了深红色。
他把钥匙攥在手心里，冰凉。
手心里的汗蹭在钥匙上，湿了，滑了，他换了一只手攥，攥得更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