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单上还剩七个人。方烬把名字一个个念过去，念到第五个的时候停了。郑维远，五十五岁，滨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个人的名字旁边标注了塔罗牌代号——“隐士”。不是之前赵刚用过的那张牌，而是一张新的“隐士”，同一个名字，不同的卡面。方烬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很久，脑子里浮现出的不是一张脸，而是一个头衔：国内知名法理学家。
苏琳把郑维远的资料调出来，打印了厚厚一沓，方烬花了一整个上午才看完。郑维远的履历光鲜得刺眼，国内排名前三的法学院毕业，海外名校访问学者，省法学会副会长。参与过多部地方性法规的起草和论证，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照片里的他穿着西装，戴眼镜，笑容温和，像一个标准的公共知识分子。
但方烬注意的不是这些。他注意的是郑维远的研究方向——私力救济。这个词在学术圈里听起来很中性，甚至有点冷门，但方烬在愚者廷的案卷里见过太多次了。秦牧的审讯笔录里引用过郑维远的论文，陆羽廷的手机里存过郑维远的文章链接，甚至在钱峰的办公室里，方烬瞥见过一本郑维远写的书，封面朝下扣在文件柜的角落。
苏琳把郑维远近五年发表的论文整理成一个文件夹，方烬翻开第一篇，题目是《论私力救济的正当性边界》。文章写得很有水平，引经据典，逻辑严密，论证了一个核心观点：当公权力失效时，公民有权采取适度私力救济，以维护自身权益。方烬不是学法律的，但这些话他听得懂。他在秦牧的嘴里听过类似的话，在陆羽廷的供词里见过类似的表述，在愚者廷的宣传材料里读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段落。
“他的文章被愚者廷引用过，”苏琳站在方烬身后，指着屏幕上的一段话，“这里，还有这里，秦牧供述的时候说，‘塔主AI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郑维远的私力救济学说’。他们把郑维远的学术观点拿过来，加了自己的极端解读，变成了‘审判’的理论依据。”
方烬把文件夹合上。郑维远当天在滨城大学有一个讲座，时间是下午三点，题目是“法治与人情的边界”。方烬看了看表，十二点半，还来得及。
滨城大学的法学院在一栋民国时期的老楼里，红砖墙，拱形窗户，门口的柱子上爬满了藤蔓。方烬和林栋到的时候刚过两点半，阶梯教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多数是学生，也有几个中年人，像是外校来的旁听者。方烬在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坐下，林栋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封面上别着一支笔。
郑维远准点走进教室。他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浅蓝色的衬衫，没打领带。头发花白，梳得很整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眼镜腿在太阳穴的位置弯成一个优雅的弧度。他的步伐不快不慢，走到讲台前，把笔记本电脑接上投影仪，调试了几秒，屏幕上出现了一页PPT，白底黑字，只有一行标题——法治与人情的边界。
方烬看着郑维远的侧脸，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这个人，在讲台上是受人尊敬的学者，在学术圈是权威专家，但在愚者廷的档案里，他是一个代号“隐士”的节点。他为那些杀人犯提供理论武器，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在犯罪，而是在执行某种高于法律的正义。
郑维远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个字都像是在天平上称过的，不多不少。他讲法治与人情的张力，讲法律文本的局限性，讲司法实践中那些无法被条文覆盖的灰色地带。讲到一半的时候，他把话题引向了一个敏感的领域——私力救济。
“法律不是万能的，”郑维远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整个教室，“这一点我想在座的法律人都认同。法律有空白，有漏洞，有执行不了的时候。在那些情况下，私力救济就成了必要的补充。”他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当蝙蝠侠。私力救济必须有边界，必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行使，必须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这是我一直在论证的一个核心观点。”
方烬在最后一排没有动。他的笔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
讲座结束后，方烬让林栋在外面等着，自己走到了讲台前。郑维远正在收拾电脑，抬头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面前，目光微微顿了一下，然后恢复了那种学者特有的从容。
“郑教授，我是方烬，市公安局的。”方烬把证件亮了一下。
郑维远看了证件，又看了方烬的脸，没有慌张，甚至没有意外。他把笔记本电脑合上，拉上背包的拉链，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在做一件很日常的事情。
“我知道你会来。”郑维远说，声音和刚才在讲座上一样清晰，但多了一种东西，不是紧张，是确认。“你的案子我关注很久了。秦牧的案子、陆羽廷的案子、还有最近的周明案，我都在跟进。”
方烬没有接他的话，直接从文件袋里抽出一份打印好的论文节选，是郑维远三年前发表的那篇《论私力救济的正当性边界》。他在论文的某一段下面用红笔画了线，那段话的大意是“当公权力失灵时，个人有权以合理手段实现正义”。秦牧在审讯中曾一字不差地引用过这段话。
“你为愚者廷的私刑提供了理论支持。”
郑维远看了一眼那段被划线的话，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把背包的拉链拉好，放在讲台旁边，转过身面对方烬。
“我提供了理论，但我不支持他们的极端做法。方警官，学术是中立的。我研究私力救济，不代表我赞同滥杀无辜。愚者廷扭曲了我的理论，就像恐怖分子扭曲了宗教教义。你不能因为有人用刀杀人，就责怪发明刀的人。”
方烬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的镇定不是装出来的，是真的相信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这种人才是最可怕的，他不是骗子，他是真诚的。方烬见过太多这样的人——秦牧是真诚的，周明是真诚的，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是在执行正义，只是执行的方式出了偏差。郑维远也一样。
“郑教授，你在学术文章里写的是‘适度私力救济’，但愚者廷引用你文章的时候，把‘适度’两个字去掉了。你的文章被删改后在愚者廷的内部网络上传播，成为他们挑选目标的理论依据。你知道这件事吗？”
郑维远沉默了。沉默的时间不长，大概三四秒，但足以让方烬捕捉到他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波动。
“我知道。”郑维远说，声音比刚才低了半度，“但我没有制止。”
“为什么？”
郑维远把眼镜摘下来，用衬衫的衣角慢慢地擦镜片。他的手指很稳，擦镜片的动作很轻，像怕把镜片擦花了。方烬注意到他的手没有在抖，但镜片上根本没有灰，他在做一个没有必要的动作。
“因为我写过很多文章，说了很多话。我不知道谁在读，也不知道读了之后会怎么做。”郑维远把眼镜重新戴上，“方警官，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思考过。一个人要不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当然要。但负责到什么程度？如果有人用我的理论去杀人，我是不是也要被判刑？”
方烬把文件袋的拉链拉上。“郑教授，你的理论本身也许没有问题。但愚者廷引用你的文章作为‘理论依据’之后，你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表态、澄清、切割。你没有。你保持沉默。沉默在学术上是中立的，在刑事上不是。”
郑维远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方烬把文件袋夹在腋下。“我会建议学校暂停你的教学资格，直到调查结束。你的言论自由不包含为犯罪辩护的自由。”
郑维远终于变了脸色，不是慌张，是被冒犯之后的愤怒。他的脸微微发红，下巴抬起来，喉结凸出，像一只被激怒的公鸡。
“你没有这个权力。学校不是公安局管的。”
方烬看着他。“郑教授，你说得对，我没有权力直接命令学校停你的课。但法律有权力要求你配合调查。如果你继续在学校讲课，受害人家长来学校门口拉横幅的时候，停不停课就不是我说了算了。建议我已经提了，法律上的事会按法律办，舆论上的事也一样。”
方烬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停下来，把手机备忘录打开，在郑维远的名字后面打了一个问号。
林栋在门口等着，看见方烬出来，跟在他后面，两个人走在法学院老楼的走廊里，脚步声在红砖墙壁之间来回弹。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窗外是学校的花园，秋天的树叶黄了一半，红的黄的绿的混在一起。
方烬走出楼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郑维远还站在讲台前面，没有走，低着头，一只手撑着讲台的边缘，另一只手垂在身侧。从远处看，他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不知道是在看风景，还是在想要不要跳下去。
林栋把方烬的车门拉开，方烬弯腰坐进去，把文件袋放在副驾驶座上。文件袋没拉好拉链，里面的纸露了一个角，风吹进来，纸角翘起来，啪啪地拍着袋子口。
方烬把拉链拉上，发动了车。车驶出学校大门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后视镜。法学院的老楼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红砖墙被树挡住了，只露出屋顶的一角，灰黑色的瓦片在阳光下反着光，像一片鱼鳞。
手机震了一下。孟瑶发来一条消息，是一篇郑维远五年前写的专栏文章。方烬点开看，标题是《法律不该是弱者的枷锁》。文章写得很好，感情充沛，逻辑严谨，为弱势群体发声。方烬读完了整篇文章，承认郑维远在写这些的时候也许是真的想帮人。但也只是也许。
他把手机放下。车窗外的天阴了，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但一直没下。他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风灌进来，凉飕飕的。
方烬把文件袋从副驾驶座上拿起来，抱在怀里，文件袋的边角顶着胸口，有点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