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烬把那个吊坠装进口袋，从阳台上回来的时候苏琳已经把书房的指纹提取完了。
“键盘上除了死者的，还有三组陌生指纹。”苏琳摘下手套，“一组在空格键和回车键上，按压比较重，可能是最近用过电脑的人。另外两组在键盘边缘，可能是拿键盘的时候留下的。”
“和赵志成的指纹比对了吗？”
“数据还没传过来。我已经把样本发回技术科了，最快两小时出结果。”苏琳看了眼孙浩的尸体，“方烬，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了。凶手两天杀一个，今天是律师，明天可能是谁？”
方烬点了下头，转身出了门。
赵铁军在楼下等着，车已经发动了。
“名单上十二个人，先访哪个？”
“从最有可能的开始。”方烬拉开副驾驶的门，“林小雨排第一，她是遇难者的女儿，也是最年轻的。年轻人如果有复仇动机，执行力比老人强。”
赵铁军挂了挡，车子窜出去。
林小雨在滨城开发区的一家电子厂上班。方烬到的时候她正在流水线上焊电路板，穿着防静电服，戴着帽子，只露出一张脸。厂里的人事把方烬带到车间门口，等了十分钟，林小雨才出来，脸上还有被口罩勒出的红印。
方烬亮了一下证件。
“林小雨，有个案子需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林小雨的眼神很平静，甚至有点淡漠。
“什么案子？”
“二十五年前的高架桥坍塌案。你父亲是遇难者之一。”
林小雨的表情没有变化。
“那是我五岁的时候的事了。我没什么可说的。”
“你有没有关注过最近发生的几起案件？退休法官郑国栋、检察官刘建国——”
“跟我没关系。”林小雨打断他，“我说了，那都是过去的事。我爸死了，我妈改嫁了，我现在有自己的家庭，我不想掺和这些。”
方烬认真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神确实很平静，不是装的，是真的不在乎，或者用很多年把那种在乎磨没了。
“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人？有没有人找过你，问你关于那个案子的事？”
“没有。”
“你认识一个叫赵志成的人吗？律师。”
林小雨想了想，摇头。
“不认识。”
方烬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
“如果想起来什么，打我电话。”
林小雨接过名片，看了一眼，装进防静电服的口袋里，转身回了车间。车间门关上的时候，里面的机器噪音又闷闷地传出来。
赵铁军在车上听完方烬的转述，叹了口气。
“这孩子是真走出来了。”
“嗯。”方烬说，“下一位。”
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方烬和赵铁军跑了七家。
情况大同小异。大多数遇难者家属已经搬离了原来的住处，有的换了城市，有的换了生活。还留在滨城的这十二个人里，大部分都表示不想再提那个案子。有的甚至不愿意开门，隔着防盗门说“你们走吧，那都是我年轻时候的事了”。
有一个遇难者的母亲，八十二岁了，耳朵背得厉害，方烬喊了五六遍她才听清楚。老太太坐在轮椅上，眼睛几乎看不见了，手一直摸着方烬的手腕。
“建国啊，是你回来了吗？”
方烬没纠正她。
老太太摸了几秒，叹了口气。
“你不是建国。建国的手比你的粗。”她把方烬的手放开，“你是警察？来查那个案子的？”
“是。”
老太太沉默了很久。
“人都死了。死了二十五年了。我儿子死了，那些人也死了，还有什么好查的？”她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干树叶，“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当年那些人不用坐牢。但我老了，想不明白就不想了。”
方烬看着她，没说话。
从老太太家出来的时候，赵铁军把最后一口烟吸完，把烟头扔进垃圾桶。
“还剩四家。还去吗？”
“去。”
第四家没人，门上贴了水电欠费的单子，锁孔上落了灰，至少一两个月没人进出了。方烬在名单上打了个问号。
第五家，敲门敲了五分钟才开。
一个男人站在门口，六十岁左右，瘦得厉害，颧骨高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夹克。他的头发花白，但没有梳理，乱糟糟地支棱着。眼睛很深，眼窝陷下去，看人的时候目光很重，像是要把人钉在那里。
方烬看了一眼名单上的名字：李国强。
“李师傅，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李国强没让开，也没关门。
“什么情况？”
“二十五年前高架桥坍塌案。”
李国强的目光变了一下。不是惊讶，是一种被触动之后的紧缩，像有人用手指按了一下他的瞳孔。
“进来说。”他侧身让开了一条缝。
方烬走进去，赵铁军在门口等着，没跟进来。
李国强的家让方烬后背发凉。
客厅不大，二十来平米，但四面墙上几乎贴满了东西。报纸剪报、判决书复印件、事故现场的照片、遇难者名单、法庭庭审的记录——全部用图钉钉在墙上，密密麻麻，层层叠叠，有些地方图钉钉不下了就用胶带粘。
墙上用红色圆珠笔画满了圈和箭头。方烬走近看了一眼，圈出来的名字有郑国栋、刘建国、孙浩，还有何远志、孙德胜，以及另外几个他还没见过的名字。每个名字旁边都有日期和标注——郑国栋旁边写着“主审法官，判无罪”，刘建国旁边写着“公诉人，建议从轻”，孙浩旁边写着“辩护律师，脱罪”。
名字之间用红线连起来，像一张蜘蛛网。
方烬的目光从墙上移开，落在客厅正中间的一张桌子上。桌子上放着一个相框，照片里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工装裤，戴着安全帽，笑得很灿烂。相框旁边放着三炷香，已经烧完了，香灰落在桌上，积了一小堆。
“你儿子？”方烬问。
“李磊。”李国强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塌的时候二十一岁，刚进工地三个月。那天他跟我说，爸，等我干满一年转正了，请你吃顿好的。”
方烬没接话。
李国强走到墙边，伸手摸了一下郑国栋的名字。他的手指在红圈上转了一圈，收了回来。
“你墙上的红圈，是表示他们该死？”方烬问。
李国强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觉得呢？”
“我在问你。”
李国强沉默了几秒。
“我儿子死了之后，他妈妈撑了一年，自杀了。”李国强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痕，“我一个人活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方烬没回答。
“我每周去信访办，每个月写举报信，每年去法院门口站一天。”李国强说着走到桌子旁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文件袋，倒出来，里面全是信访回执单、邮寄凭证、法院不予受理通知书，“我跑了二十五年，没有一个人给我说法。那些人在电视上笑呵呵地过日子，退休金拿着，孙子抱着。我儿子躺在坟里，坟头的草长了一茬又一茬。”
他把那些回执单重新拢起来，装回文件袋，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每天都做的事。
“所以你觉得他们该死。”方烬说。
“你们以为是我杀的？”李国强抬起头，眼睛直直地看着方烬，“我倒是想杀他们。我想了二十五年。”
他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
“我想过在他们家门口泼油漆，想过开车撞他们，想过拿刀捅他们。我想过一百种方法，一千种方法！但我没那个本事。”他的声音又忽然小了，小到像在自言自语，“我一个退休工人，一个月三千块退休金，走路快了都喘，我能杀谁？”
方烬看着他。
“那墙上的红圈呢？”
李国强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那是我的仇恨，不是我的武器。”
方烬沉默了很长时间。
“你认识赵志成吗？一个律师。”
李国强想了想。
“不认识。”
“那最近有没有人找过你？跟你聊过那个案子？”
李国强的眼神动了一下。
“有。”
方烬的身体微微前倾。
“谁？”
“一个女的。四十来岁，说是记者，想采访我。我没跟她多说。”
“叫什么名字？”
“没说。她说她做了个专题，想听听家属的想法。我说我不想接受采访，她就走了。”李国强想了想，“对了，她留了一张名片，我扔了。”
“还记得名字吗？”
李国强摇头。
“姓什么？”
“好像是……孟？不记得了。”
方烬的眉头皱了一下。孟瑶？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没有孟瑶的任何消息说她在采访遇难者家属。他给孟瑶发了一条微信，把手机收起来。
“李师傅，你这几天的行踪，能说一下吗？”
李国强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抽搐。
“你们在怀疑我。”
“例行询问。”
“我这几天都在家。除了去买菜，哪也没去。”
“买菜去了哪个菜市场？”
“河西那个。每天早上七点去。”
苏琳后来查了李国强的手机定位。三名死者死亡的当天，李国强的手机信号都在各自案发地附近出现过——郑国栋案发当天，他的手机在郑国栋小区一公里范围内出现过；刘建国案发当天，他的手机在刘建国家附近八百米的地方待了四十分钟；孙浩案发当天，他的手机在北郊那个老小区附近出现了两个多小时。
但信号定位只能证明他到过那个区域，不能证明他进了死者家里。而且李国强没有开过车，全程步行，沿途的监控要么坏了，要么角度不对，拍不到他的脸。
方烬坐在车里，把李国强的情况想了一遍。
赵铁军在旁边看了他一会儿。
“有动机，有时间，有情绪，有行动轨迹。但没证据。”
“他是唯一一个墙上贴了名字的人。”方烬说，“但正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反而不像凶手。”
“为什么？”
“真正的凶手不会把自己的仇恨挂在墙上给人看。”方烬说，“他会藏起来。”
“那你怎么判断老李说的是不是实话？”
方烬闭上眼，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李国强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停顿。
“有七成可能是实话。”他说，“另外三成，他可能在关键问题上撒了谎。”
“测谎？”
“他年纪大了，心脏不好，测谎不一定准。”方烬睁开眼，“继续监控。另外，找苏琳调一下老李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看看有没有异常的大额支出或者陌生号码。”
赵铁军打了电话，苏琳那边很快回复了——李国强的银行流水很干净，每月退休金按时到账，支出全是生活开销，没有异常。通话记录也很干净，除了偶尔和几个老同事打电话，几乎没有社交。
“太干净了。”方烬说。
“什么意思？”
“一个每周去信访办、每个月写举报信、在墙上贴了二十五年仇恨的人，他的通话记录应该有很多上访电话、律师电话、媒体电话。但上面什么都没有。”
赵铁军皱起了眉。
“你是说，他的手机可能不是他的主用手机？”
“或者说，他知道我们会查。”方烬把老李的那份名单折起来，装进口袋，“他知道警察会查通话记录，所以那部手机他只是带着出门用的。真正联系人的方式，在另一部手机上。”
方烬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吊坠，翻了个面，看着林建国的照片。那个年轻人的笑容凝固在塑料壳子里面，二十五年了还是那个表情。
他把吊坠扣在桌面上，发出一下轻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