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远离开滨城的消息传得比方烬预想的快。
第二天上午，余大江就打了电话过来，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办公室里不想让旁人听见。“方烬，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什么情况？”
“我这边收到三个检察官、两个法官的调岗申请了。全是参与过黑桃会相关案子的人。”余大江顿了一下，“陈志远这一走，人心散了。”
方烬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腾出手翻桌上的文件。“名单发给我，我挨个走一遍。”
“你想干什么？”
“看看是真是怕，还是借机找退路。”
余大江沉默了两秒，把名单发了过来。方烬看了一眼，五个人的名字，单位、职务、联系方式都列得很清楚。他把名单递给苏琳，让她约时间，今天之内全部走完。
第一个见的是李某，滨城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四十五岁，中等身材，说话的时候喜欢摸下巴。方烬在对方的办公室里见的面，李某的情绪比陈志远稳定得多，但那种稳定更像是在硬撑。
“我不是怕死。”李某把茶杯转了个圈，杯壁上有一道裂痕，茶水渗出来一点，“我是怕我家里人出事儿。我闺女今年高三，马上高考了。要是因为她爸的工作出点什么事，我一辈子都原谅不了自己。”
方炬靠在椅背上，看着李某办公桌上堆着的案卷。最上面那本的标签写着一个名字，方烬认得那个案子，是黑桃会外围成员的一起经济犯罪案，李某是公诉人。
“你闺女在哪个学校？”方烬问。
李某愣了一下，报了个学校名字。方烬在笔记本上记下来，说：“我会安排人在她学校周边加强巡逻，不穿制服。”
李某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谢谢又咽回去了，最后挤出一句：“有用吗？”
“有用。”方烬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不确定，但他必须这么说。
李某把那个带裂痕的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水从裂缝里漏出来滴在桌上，他用手指抹了一下。方烬看见他抹水的手在抖，幅度不大，但确实在抖。
第二个见的是个女法官，姓王，五十出头，在滨城基层法院工作。她的反应比李某更直接，没等方烬开口就问：“方队长，你能不能保证我的安全？”
“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王法官把面前的文件夹合上，动作很慢，像在做一件需要下很大决心的事。“那我申请调岗。我不办案了，我去做行政。”
“你审过黑桃会的案子？”
“审过三个。其中一个被告的家属在法庭上指着我说‘记住你了’。”王法官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那时候我没当回事，现在想想，后背发凉。”
方烬在笔记本上记下她说的话。“如果你坚持调岗，我不拦你。但调岗之前，你能不能先把这三个案子的卷宗整理一份给我们？”
“用来干什么？”
“备案。万一以后有人针对你，我们有据可查。”
王法官犹豫了一下，点了头。
剩下三个人方烬也都走了，情况大同小异。他们的恐惧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恐惧，而是持续的低烧，烧得人坐立不安，晚上睡不好觉，白天上班的时候老是看手机，怕家里突然打来电话。
回到研究中心已经下午四点多了。方烬坐在办公室里把走访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苏琳端了杯水进来放在桌上。
“怎么样？”苏琳问。
“比我想的严重。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系统性的恐慌。”方烬把记录本合上，“私刑者的目的不是杀陈志远，是杀死司法系统的信心。一个人辞职，十个人想辞职；十个人辞职，一百个人想调岗。不用杀一个人，就能让整个体系瘫痪。”
苏琳靠在桌边，想了会儿。“你打算怎么办？”
方烬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省厅的号码。电话转了两道，最后接到分管刑侦的副厅长办公室。方烬用了二十分钟把情况说了一遍，那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写个报告，我帮你递上去。”
“报告要写，但我等不了报告的流程。”方烬说，“我需要今天就批：第一，为所有参与过黑桃会相关案件的司法人员配备基本安保，至少是人手一个紧急报警装置，家周围装监控。第二，配备心理辅导，每周一次，强制参加。第三，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任何一个人受到威胁，二十四小时内必须有人上门核实。”
副厅长那边的沉默比上次更长。“你当我是财政部长呢？这些东西都配齐了得多少钱？”
“钱的事可以后再算，人没了就没了。”
副厅长叹了口气，说了一句“我尽量”，挂了电话。
方烬等了一个小时，没等到回电。他又打了余大江的电话，余大江说省厅正在研究，让他别急。
“不能不急。”方烬说。
“那你先做着，款子后面再补。”余大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带着一种老警察特有的狡猾，“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先斩后奏了。”
方烬挂了电话，从抽屉里翻出一沓空白信纸。他坐在桌前想了很久，久到苏琳进来又出去了两趟，林薇进来关了两次灯以为他走了。
他开始写信。
不是正式文件，就是手写的信。写给法院的，写给检察院的，写给每一个在名单上的人。字写得不好看，有些笔画连在一起读起来费劲，但他写得慢，一笔一划地写。
“各位同事:我是方烬。陈法官的事你们知道了。我不劝你们不害怕，害怕是正常的。但我请你们想一想，你们办的每一个案子，判的每一个罪犯，都是在替受害人说话。如果你们怕了，那些受害人就真的没人替他们说话了。私刑者不怕你们辞职，他们就怕你们不辞职。方烬。”
一共写了二十三封，信纸用完了最后一张。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让林薇明天一早送出去。
第二天，省厅的回函到了。批了，但砍了一多半预算，只够买紧急报警装置和两个月的心理辅导。方烬没嫌少，让苏琳赶紧采购，三天内全部到位。
同时，他在研究中心二楼腾出了一间空屋子，挂了块牌子——“司法人员心理援助站”。牌子是林薇用打印机打的，白纸黑字贴在门上，看着有点简陋。咨询师是林薇从滨城大学心理系请来的一个副教授，姓孙，四十多岁，说话很慢，每句话后面都留很长的空白，像在等人接话。
心理援助站开张的那天，只来了一个人。是昨天那个王法官，她来的时候穿着便服，戴着帽子和口罩，进门先问:“不会被别人看见吧？”
林薇说不会，把门关上了。
王法官在屋里待了四十分钟，出来的时候眼圈红着，但脊背比进去的时候直了一些。她走到方烬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下，没敲门，走了。
赵铁军在走廊里看见了这一幕，回来跟方烬说:“那个王法官，我认识她，以前开庭的时候我去旁听过，她坐审判席上那个气势，被告都不敢抬头看她。今天跟变了个人似的。”
“人都会怕。”方烬说。
“你怕不怕？”
方烬没回答这个问题。
一周后，省法院系统召开了一次大会，专门讨论司法人员安全保障的问题。方烬被邀请去发言。他站在台上，台下坐着两百多个法官、检察官、法院工作人员，黑压压的一片。台上的灯光很亮，照得人睁不开眼，他把话筒调低了一点，话筒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台下有人皱了下眉。
他把信里的那几句话又说了一遍，说完以后停了一下，看着台下那些脸。有的人在看他，有的人在看手机，有的人在交头接耳。
“私刑者的目标不是某个法官，是整个司法体系。”方烬把话筒从支架上取下来，往前走了一步，“他们想让你们怕，想让你们辞职，想让你们不敢判案。如果我们怕了，他们就赢了。”
台下安静了。
“我不怕。你们怕吗？”
沉默大概持续了五六秒，像过了一个世纪。然后后排有人鼓掌，掌声稀稀拉拉的，但很快连成一片，越来越响，在会议室的穹顶上撞出回音。
方烬没有在掌声中下台，他站在台上等掌声落下去，把话筒插回支架，说了声“谢谢”，走下来了。
会后，只有一名检察官坚持调岗。方烬没再劝他，在调岗申请上签了同意。
走出会场的时候，赵铁军在门口等他，手里拿着两根雪糕，已经化了一半，奶油滴在手上。方烬接过来咬了一口，太甜了。
苏琳从后边追上来，手里拿着手机。“比特币那边有新发现。刘伟的银行账户近三个月收到了十二笔来自境外的转账，金额都不大，加起来大概两万块。每笔转账的附言里都写着同一个编号——T39。”
方烬把雪糕棍咬在嘴里，腾出手拿过手机看。
T39。塔罗牌案中“高塔”牌的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