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场纠纷调解完的第三天，方烬在老马的办公室里提了一个让老马差点把茶水喷出来的建议。
“开夜校？”老马把搪瓷杯子放在桌上，杯底的茶渍在桌面印了一个褐色的圆。“方局，你不是第一个想这么干的人。前年司法局搞过一次，贴了告示，广播也喊了，来的全是村干部，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老百姓不认这个，白天累死累活，晚上谁还来听课？”
方烬把杯子往旁边推了推，不让它挡住自己。“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草场的事让一些人知道了我。不管信不信，至少他们愿意听我说话。”
老马看了他一会儿，把杯子端起来又放下了。“行。你试试。乡政府那边我可以协调，会议室晚上空着。”
方烬回到办公室，赵铁军正坐在那把折叠椅上擦枪。他把枪管对着窗外，用通条来回捅了几下，然后把枪举到眼前眯着眼看了看膛线。方烬坐到他对面，把夜校的想法说了。赵铁军把枪放在桌上，通条夹在手指间转了一圈。
“你以前讲过课吗？我是说站在台上那种，下面坐着几十个人等着你张嘴的那种。”
“没有。”方烬把桌上的文件摞整齐，摞到第三摞的时候停了一下。“但我在研究中心对着团队讲过。对着墙练过。”
赵铁军用通条在桌沿上磕了磕，枪油的气味在空气中散开。“那不一样。你的团队听你说话是因为你是领导。牧民听你说话——”他指了指窗外，“是因为你能帮他们。你讲课要是讲得跟念文件似的，第一个礼拜人就跑光了。”
方烬没有反驳。他给苏琳打了电话，让她帮忙整理一份适合基层牧区的法律教材。苏琳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键盘声噼里啪啦地响了一阵，然后说:“我给你发一套普法PPT，还有几个短视频案例。另外，你在那边要不要蒙语翻译？我可以帮你联系。”
“不用。乡政府有干部帮我翻译。教材要双语的，蒙汉对照，字要大，图要多。”
苏琳说好，挂了电话。教材第二天就到了，苏琳用的加急快递，快递员开着摩托车跑到县城，车后座的货箱里只剩这一个包裹。赵铁军签收的时候快递员问他这是什么东西这么急，赵铁军说“普法教材”，快递员说“这个好”，骑着摩托突突突走了。
第一次夜校定在周四晚上。乡政府的会议室在一栋平房里，方砖铺地，头顶一盏日光灯，灯管有点老了，开机以后闪了好几下才亮起来。会议室一共五排椅子，每排能坐十个人，方烬提前两小时到了，把椅子摆整齐，又用抹布把桌面擦了一遍。赵铁军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白纸黑字写着“法治夜校·免费听课·欢迎咨询”，底下附了时间地点和方烬的手机号。
晚上七点半，来了五个人。
都是村干部。方烬认识其中两个——青石沟的村主任和一个治保委员，剩下三个是旁边村的。五个人坐在第一排，跟方烬隔着讲台，讲台是两张课桌拼起来的，上面铺了一块蓝布，蓝布是从老马办公室借来的。
方烬没有失望，至少这个表情没有写在脸上。他把苏琳做的PPT投到墙上，投影仪是从县教育局借的，老式灯泡机，开机之后风扇嗡嗡响了很久。第一页PPT是一辆摩托车和一头牛的卡通图片，蒙文在上汉文在下，写着“买卖合同的注意事项”。
方烬站在讲台旁边，没有用话筒，因为会议室没有话筒。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平房拢音，声音在墙上弹了一下又弹回来，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今天我讲合同。你们谁的家里卖过牛或者马？”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有个村干部举起手来。“我去年卖了两头牛。”
“签合同了吗？”
“没有。买牛的人是我亲戚介绍的，信得过。”
方烬把PPT翻到第二页，上面是一张假的借条和一张真的合同模板的对比图。“信得过是好事，但信不过的时候，合同就是保障。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卖了东西收不到钱的？”
举手的变成了三个。方烬把那三个人的情况简单问了一下，发现都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凭证。他把合同模板放大，指着上面的条款一条一条地讲——双方信息、交易标的、价款、交付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他用的例子全是牧民身边的事，卖牛、买草料、租草场、雇帮工，没有法条原文，没有司法解释，全是大白话。
讲到第四十条的时候，一个村干部突然开口了。“方局长，你讲的比以前的干部好懂。”方烬看了他一眼，然后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写在笔记本上的提纲——没有逐字稿，只有关键词和例子。
“因为以前的干部讲的是法条，我讲的是你们的事。”他把PPT翻到最后一页，屏幕上跳出一行字——“有问题，来找我。每周四晚七点半。”下面印着他的手机号码，号码的字体比上面的字大一倍，占了两行。
夜校结束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五个人走的时候都跟方烬握了手，有两个握得久一点，方烬感觉到他们掌心的老茧很厚。
赵铁军把会议室的门锁上，钥匙在手指上转了一圈。“五个。还差四十五个才能满座。”
方烬把投影仪装进包里，包的拉链有点涩，他拉了两下才拉上。“下次就不是五个了。”
第二周来了十五个人。多了几个生面孔，有牧民自己来的，也有村干部叫来的邻居。方烬这次讲的是婚姻和继承，用的例子是草场承包权能不能继承、离婚了草场怎么分、分家的时候牲口怎么算。这些问题都是他在走访的时候从牧民嘴里听来的。提问的人比上周多了，有两个人在散场后留下来，单独问了方烬关于土地承包合同的事。方烬拿了纸笔一条一条记下来，答应帮他们查政策。
第三周来了三十个人。椅子不够坐了，赵铁军去隔壁搬了几把塑料凳，放到第五排。有几个牧民是从隔壁乡骑摩托车来的，头盔放在脚边，脸上还带着风沙的痕迹。方烬讲的是劳动合同和欠薪维权，他把那个牧民儿子在城里打工被欠薪的案例改编了一下，隐去了真实姓名，用“小王”代替。讲完之后一个中年人举手，说他儿子也在外地打工，被欠了三个月工资。
方烬让他散了以后单独留下来，问清楚了具体情况，帮他写了一份仲裁申请书。他的字不好看，但一笔一划写得很清楚，写完以后又念了一遍给对方听，确认每个字都对了。他把申请书复印了两份，原件让牧民寄去劳动仲裁部门，复印件留下存档。
“寄出去以后等消息。一个月没回复，你再来找我，我帮你催。”
那个牧民把那张申请书折了两折，塞进了贴身的口袋里，用手按了按。
第四周，人数反弹了。不是没人来了，是来了更多，但因为下雨，有人没来成了三十六人，有人冒雨骑了半小时摩托来了。方烬算了算，实际听课人数突破五十是在第五周。会议室坐不下了，有人站在门口听，有人把自己带的小马扎打开坐在走廊里，歪着头从门框的缝隙里听。
方烬站在讲台旁边，看着那些脸——被风沙吹得粗糙的脸，被日光晒得黝黑的脸，额头上刻着很深皱纹的脸，指甲缝里嵌着黑色泥垢的手。这些人不会用智能手机，不知道什么是PPT，有些人连汉语都说不太利索，但他们坐在那里，听他讲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劳动法，听他讲法律是怎么保护他们的，听他讲当拳头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一个月后。方烬刚在办公室里整理下周的讲义，门被敲了三下。赵铁军开的门，门口站着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天晚上留下来写仲裁申请书的中年牧民。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皮夹克，领口磨得发白，手里提着一个白色的塑料桶。
“方局长。”他把塑料桶放在地上，桶身碰水泥地发出一声闷响。“我儿子工资要回来了。老板一开始不肯给，劳动监察大队去了一趟，老板就给了。一分不少。”
方烬站起来，走到门口，低头看了一眼那个塑料桶。桶口盖着保鲜膜，透过透明的膜能看见里面的东西——羊肉，切块的，冻成一坨。
“拿回去。我不能收。”
牧民把保鲜膜撕掉了一层，羊肉的腥味立刻弥漫在办公室里。他把桶往方烬脚边又推了推。“不是送礼，是谢礼。你帮了我，我拿羊肉谢你，天经地义。”
方烬沉默了几秒，从桌上拿了一盒茶叶——是林薇托人带来的铁观音，他还没拆开过。他把茶叶递给牧民。“羊肉我留下，茶叶你拿回去。不是交换，是礼尚往来。”
牧民看着那盒茶叶，包装上印着“铁观音”三个烫金字。他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包装盒的塑料膜，犹豫了一下，接过去了。他把茶叶夹在腋下，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方局长，下周夜校讲什么？”
“讲民间借贷。借条怎么写，利息怎么算，被赖账怎么办。”
“那我再来。”牧民推开走廊的门，外面阳光很亮，他眯了一下眼，腋下的茶叶盒在光线下反了一下光。
方烬回到办公桌前，把塑料桶提到角落里放着。桶里的羊肉还冻着，桶壁上凝了一层细细的水珠。赵铁军靠在门框上，手里转着一把水果刀，刀刃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五十个人的种子，会变成五百个、五千个。”方烬坐到椅子上，从抽屉里拿出那本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法治不是靠抓人，是靠人心。”
赵铁军把水果刀插回刀鞘里，声音很轻。他用食指在门框上弹了一下，木板发出沉闷的咚一声。“你变得像个教育家。”
方烬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下周夜校的提纲。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墨水渗进纸张纤维的声音很轻，但在这个安静的小县城办公室里听起来很清楚。他把“民间借贷”四个字写完之后在下面画了一道线，笔锋收尾的时候往上一挑，那道线有了一个微微向上的弧度。“警察和教育家，不冲突。”方烬把笔帽扣上，笔记本合上。窗外的天还没全黑，夕阳的余晖从窗户斜射进来，在地上铺了一片橘红色的光斑。那盒被牧民拿走的茶叶和那桶羊肉交换的痕迹在空气中消散得很快，方烬抬眼看了一眼办公桌一角那个空了的位置，茶叶盒留下的长方形灰印还在。他用手掌抹了一下桌面，把那道灰印抹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