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校开了一个半月后，方烬注意到每堂课最后面角落里总坐着同一个人。那人四十出头，瘦长脸，颧骨很高，深眼窝，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迷彩服，袖口磨出了线头，从来不说话，不提问，散场时也是最后一个走。方烬留意他好几回了，但他每次都在方烬想走过去搭话之前就转身出了门，步子很快，像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
第六周夜校讲的是草场承包权的法律保障。方烬举了一个例子——假如你的草场被人占了，你手里有承包合同，对方什么也没有，法律站在谁那边？他讲到“占有”和“所有”的区别时用了两块砖头做道具，一块写着“合同”，一块写着“实际占着”。他把写着“合同”的砖头压在上面，说:“法律上，有合同的比实际占着的更有道理。”下面有人点头，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小声说“那要是人家拳头硬呢”。
散场后，方烬留在会议室收拾投影仪和幕布。赵铁军去上厕所了。脚步声走得差不多了，方烬低头拔电源线的时候，一双迷彩裤腿出现在视野里。他抬起头，是那个瘦长脸。
“方局长。”那人开口了，声音沙哑，像嗓子里卡着沙子，说话的时候喉结上下滚动。“有个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一直在闪，看方烬一眼，又看地面，又看门口，确认没人了才又转回来。
方烬把电源线放下，拉了把椅子过来，指了指。“坐下说。”
那人没坐，站着把两只手在裤腿上搓了一下。迷彩裤的膝盖位置打着补丁，针脚歪歪扭扭，是自己缝的。他咽了口唾沫，声音压得极低，低到方烬要凑近了才能听清。
“方局长，离这六十里地的柳树湾，有个姓吴的家族。户主叫吴德彪，五十来岁，家里兄弟五个，儿子侄子一大家子。他们在柳树湾那片已经横行十几年了，强占草场，谁家的地好就占谁家的。谁要是敢吭声，轻则打一顿，重则把你家的牲口毒死。”
方烬的手放在膝盖上没动，脸上的表情也没变。“你为什么不报警？”
那人把目光移开了，盯着墙角那只掉了一只轮子的转椅。“报过。前年报的，派出所来了人，吴德彪当着警察的面笑嘻嘻的，说‘有什么事好好说嘛’，警察走了以后当天晚上就带人把我家羊圈的栅栏拆了，扔到沟里。我老婆去理论，被推了一把，摔断了胳膊。住院花了八千多，吴家的人来了一趟，扔了两千块钱，说‘够你看了，再多就没有了’。”
方烬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一下，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了一眼走廊，确认没有人，把门关上，拉了一把椅子坐到那人对面，离他很近，近到能看清他眼角那一道还没完全愈合的疤。
“你说的事我都记下了。”方烬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笔，翻开新的一页。“但我的习惯是，谁跟我说的，我要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你叫什么？”
那人犹豫了很久，久到方烬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的嘴唇动了好几回，像一条被钓上岸的鱼。最后他从方烬手里把笔拿过去，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写了三个字——“刘长河”。
方烬把本子拿回来，看了一眼那三个字，合上，装进口袋。“长河，你回去。这几天什么都不要说，当没见过我。剩下的事我来办。”
刘长河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转过身，眼睛红了一圈，但没有眼泪流下来。他张嘴想说什么，喉结动了几下，最后只挤出来两个字:“小心。”
方烬点了下头。刘长河推门出去了，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被夜风吞没了。
方烬跟老马要了一周时间，说是下村走访，老马没多问，只说了句“用车去找调度”。第二天一早，方烬和赵铁军换了身打扮——方烬穿了一件灰扑扑的旧夹克，戴了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赵铁军套了一件皱巴巴的皮夹克，皮面上的漆磨掉了一块一块的，看起来像个走乡串户收羊皮的贩子。赵铁军对着后视镜看了自己一眼，说:“我都快不认识自己了。”方烬没接茬，把一沓现金和几份假收据塞进包里，发动了皮卡。
柳树湾在黄沙县的最北边，从县城开车要两个多小时，最后一截路是石子路，车轮碾过去哗啦哗啦响。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散落在一条干涸的河滩两侧，土坯墙，木头门，院墙上晒着牛粪饼。方烬把车停在村口，跟赵铁军两个人步行进村，挨家挨户敲门，说是来收羊皮的，问有没有羊皮卖。
吴德彪的院子在村子的最里面，三间大瓦房，红砖墙，铁皮大门，门口停着一辆八成新的皮卡，跟周围的土坯房比起来像两个世界。方烬从门口经过的时候没停，用余光扫了一眼，院子里有人说话，声音很大，在骂一个什么人不长眼。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位置。
白天收羊皮，晚上回到乡里的小旅馆，方烬把当天的见闻一条一条地记下来。七天的暗访，他和赵铁军走了柳树湾和周边三个村子，找到了六个愿意开口说话的受害人。每个人的故事都差不多——草场被占，牲口被毒，人被打，报了警也没用，吴家的人有恃无恐，因为他们有亲戚在乡里当干部，虽然不是大官，但足以让派出所的民警不敢动真格。
方烬把六份证词整理成了一份报告，附带转账记录、医院病历和伤情照片。他把报告传真给老马，附了一句话:“申请逮捕令。需要市局支援。”
老马的回函第二天就到了。“材料已报市局。批了。市局明天派人下来，凌晨五点行动。”
行动那天凌晨四点半，方烬和赵铁军到了柳树湾村外的集合点。天还没亮，风很大，吹得路边的杨树哗啦啦地响。市局来了八个人，开了两辆越野车，带队的姓魏，是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跟方烬握了手，没多寒暄。
方烬把吴德彪家的位置画在一张纸上，标了三道红线——前门、后门、院墙最矮的西北角。“主犯吴德彪，另外五个核心成员分别住在这三户里。同时抓，不能通风报信。”
魏队长点了下头，把人员分成了三组。
五点整，天边刚露一线鱼肚白。方烬带第一组，赵铁军跟在身后，六个人摸到了吴德彪家的院墙外。铁皮大门紧锁，赵铁军用破门锤砸了一下，锁扣崩开的声音在凌晨的村子里炸开，像一颗雷。方烬第一个冲进去。
院子里拴着一条大黑狗，被响声惊得狂吠，挣得铁链哗啦啦地响。堂屋的门从里面反锁着，赵铁军一脚踹开，木门撞在墙上弹回来，他用手臂挡了一下。方烬冲进卧室的时候，吴德彪刚从床上坐起来，光着膀子，胸口纹着一条过肩龙，眼睛还没完全睁开。
“吴德彪！公安局的！别动！”
吴德彪的反应不慢。他右手伸向枕头下面——方烬看见了枕头边露出的那一截黑色的刀柄。他没给吴德彪摸到刀的机会，整个人扑上去，左手按住吴德彪的手腕，右手从腰间抽出手铐，咔嗒一声扣上了他一只手。吴德彪用另一只手来推方烬的脖子，指甲在方烬的喉结旁边划了一道红印。赵铁军从侧面过来，一膝盖顶在吴德彪的腰眼上，他整个人像虾米一样蜷起来，另一只手也被铐上了。
“吴德彪，你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多项犯罪，依法逮捕。”方烬喘了口气，从吴德彪身上起来，用手摸了摸脖子上那道划痕，指尖有一点血。
另外五个人也同时被抓了。两个在自家炕上被按住的时候还在打呼噜，一个在牛棚里喂牛，裤腿卷到膝盖，手里还拿着草叉，看见警察冲进来的时候手里的叉子掉在地上，砸了自己的脚趾。没有枪战，没有流血，除了吴德彪挣扎了几下，其他人都很配合，有的甚至在看到手铐的时候松了一口气。
六个人被押上越野车，车灯在晨曦中亮起，排成一队驶出柳树湾。村口有人站着了，披着棉袄的老人，抱着孩子的妇女，手里还攥着牛缰绳的男人。他们站在路边，看着警车一辆一辆从面前开过，没有人鼓掌，没有人欢呼，但方烬在后视镜里看见一个老人摘下帽子，朝车队的方向深深弯了一下腰，灰白的头发在晨风中抖了一下。
消息传得很快。方烬回到县局的当天下午，办公室的门口就排起了队。不是来报案的，是来道谢的。刘长河排在第一个，他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深蓝色的，虽然袖口也有补丁，但比那件迷彩服体面多了。他握着方烬的手，握了很久，握到方烬的手被捏得发白。
“方局长，你是我们的恩人。”刘长河的声音还是沙哑的，但这次不抖了。
方烬把手抽出来——不是不耐烦，是觉得握得太久了不合适。他拍了拍刘长河的肩膀，拍的时候能感觉到那层薄薄的布料下面的肩胛骨很突出，硬邦邦的，硌手。“不是我是恩人，是法律。”
刘长河愣了一下。他低下头想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的时候眼眶又红了，这次眼泪没忍住，顺着颧骨那道疤流下来，在黝黑的脸上冲出两道浅色的沟。
“我信了。”他说。
当天晚上，柳树湾传来了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了很久，在空旷的草原上传出去老远。隔壁村的人以为是过年了，翻了翻日历发现不是，一打听才知道吴德彪被抓了。第二天，县局门口来了三拨送锦旗的人，锦旗摞在值班室的桌上，红布堆在一起像一团火。方烬没有去接，他让老马派个人拍张照片留个档就行了。
赵铁军站在县局三楼的走廊尽头抽烟。这里的走廊没有声控灯，灯泡是手拉的，他不抽的时候就把烟雾往窗外吐，烟雾被风卷走之前在他的头顶聚成一个不规则的灰色圆环，很快就散了。方烬端着一杯茶走过来，递给他一杯，茶叶是林薇寄来的铁观音，第二批了。
“抓一个家族头目，比破一百个案子更能赢得民心。”方烬靠在走廊的栏杆上，铁栏杆生了锈，蹭了他一手褐色的粉末，他用裤腿擦了擦。
赵铁军接过茶杯，吹了吹热气，喝了一口。茶叶的苦味在他舌头上停留了两秒钟，然后有一丝回甘。“你开始懂基层了。不是书本上那种懂，是真的懂。知道老百姓怕什么，想要什么，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你不是来管他们的，是来帮他们的。”
方烬端着茶杯，看着楼下的街道。主街上行人不多，一个老头赶着一辆驴车慢悠悠地过去，驴蹄子踩在柏油路面上发出有节奏的嗒嗒声。远处是连绵的黄土丘陵，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一种干燥的、没有水分的金色。他收回目光，看了赵铁军一眼。“还在学。”
赵铁军没接话，把杯子里剩下的茶水一口喝干了，茶叶沫子挂在杯壁上，他用手指抹了一下，指腹上沾了一层绿色的碎屑。他把手指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然后甩了甩手。楼下值班室的窗口探出一个人头，是老马的司机，喊了一声“方局，有人找你”，声音从一楼传到三楼，已经在风中碎了好几块，只剩下“找你”两个字还能听清。方烬把杯子放在栏杆的水泥台面上，杯底在锈迹斑斑的铁管旁边压住了一张被风吹起的糖纸，糖纸的一角翘起来，在风里轻轻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