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心的账户收到那笔转账时，苏琳正在做月度财务汇总。她盯着屏幕上的数字数了好几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一百万整，分毫不差。汇款人一栏写着个人账户，户名“刘建国”，附言栏里有一行字——“支持法治教育。来自一个曾经想私刑的人。”苏琳把截图发给了方烬。
方烬在会议室里把这句话看了好几遍。曾经想私刑的人。他让苏琳查刘建国的底细，她打电话到银行确认，又通过工商登记信息查到刘建国是滨城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五十岁，名下资产过亿。方烬从没听过这个名字。他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刘建国公司前台的号码。接电话的前台小姐声音很甜。“刘总在开会，请问您是？”“公安局特殊案件研究中心方烬。请他方便时回电。”
电话挂断不到十分钟，手机响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低沉，沉稳，带着生意人特有的那种分寸感。“方队长，我猜到了你会找我。钱是我捐的，没有目的，就是想支持一下。你方便的话，我们见一面？”方烬说好。
见面的地点在研究中心的一楼会客室。方烬刻意选了这间小房间，不正式的那种，沙发是布艺的，茶几上摆着一盆林薇养的绿萝。刘建国比方烬预想的要瘦，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色的衬衫，没打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了。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食指和中指之间有淡淡的烟渍，是长年抽烟留下的。他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姿态不像是来谈生意，更像是来做客。
方烬给他倒了一杯茶。刘建国端起来吹了吹，没喝，把杯子放回了桌上。“方队长，你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一个房地产商要给研究中心捐款？钱不多，一百万。我捐过很多次款，慈善、教育、医疗，都捐过。但这次不一样，这次的钱是给我自己赎的罪。”方烬没有说话，等着他开口。
刘建国的手在膝盖上搓了一下，掌心的皮肤粗糙。他的眼神低垂着，看着茶几上那盆绿萝发黄的叶尖。“三年前，我儿子被同学霸凌。那些人把他的书包从三楼扔下去，把他的校服脱了扔进水房，在厕所里打他，往他脸上吐口水。我儿子回来以后半个月没说话，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方烬的手在膝盖上停了一下。“后来呢？”
“后来我知道了。我去了学校，找了老师，找了校长。老师说‘同学之间开玩笑’，校长说‘会调查’。我等了三天，没有结果。”他的手从膝盖上抬起来，在空中比划了一下，又落回去。“我找了律师，想告学校。律师说要收集证据，要走程序，要等。我等不了。我每天晚上睡不着。我在想，我怎么帮儿子讨回公道。我想过找人去打那个孩子，想过把那孩子家长的公司搞垮，想过在网上曝光他们全家。”
方烬伸手把茶杯往他那边推了推。“为什么没动手？”
刘建国的手指在杯壁上停留了片刻。“因为你的课。”他抬起头看着方烬。“我儿子学校组织法治课，家长也可以旁听。我本来不想去，我老婆非让我去。她说你光有脾气没用，你得听听人家怎么说。”他端起茶杯又放下了。“你讲了为什么不能自己报仇。你说‘报仇会让你变成和坏人一样的人’。你说‘法律不完美，但私刑更差’。你讲了一个故事。你说有个孩子被欺负了想杀人，后来没有杀，因为不想变成坏人。”
方烬想起了小杰。那个在校服袖子里藏着疤痕的孩子，那个在台上戴着口罩说“我不想变成坏人”的孩子。
“那个故事我听完以后没说话。我老婆哭了，我没哭。我回家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我找了律师，我说走程序，多久都等。我们告了学校，告了那三个孩子的家长。官司打了一年多。学校赔了钱，那三个孩子的家长赔了道歉。霸凌者被处分，转学了。”刘建国的声音一直很稳，但他把面前那杯凉了的茶喝完了。“儿子现在好多了。但有时候晚上还会做噩梦，不是经常了。”
方烬把茶壶拿起来给他续了一杯热水，热气从杯口升起来，像一层薄薄的雾。“你做了正确的选择。很多人选了别的路。”
“方队长，我今天来不是为了邀功。这一百万，算是我对法治的敬意。谢谢你没让我变成罪犯。”
方烬看着杯口缭绕的白雾。“谢谢你自己选择了法律。不是我选的，是你自己。”
刘建国垂下头，肩胛骨的轮廓在夹克下面微微起伏。他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尊刚被擦拭过灰尘的雕塑。过了很久，他把杯子里还烫着的茶喝光了，站了起来。“方队长，以后还有法治课，我想去讲。讲我是怎么从想杀人变成相信法律的。有人听吗？”方烬站起来，伸出手。“会有的。”
刘建国握着方烬的手使劲上下摇了摇。走到会客室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转过身。“我儿子那天也在现场，你讲课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说‘爸爸，那个警察叔叔说的对’。我问他‘哪里对’，他说‘坏人应该让法律来管，不能自己动手，自己动手就变成坏人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懂的道理，我一个大人在台上听了半天才听懂。”他拉开门，走了出去。皮鞋踩在走廊地砖上的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声控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一盏一盏地灭掉。
方烬站在窗前看着刘建国的车驶出大门。深蓝色的奥迪，在银杏树下转了个弯，尾灯闪了一下，汇入了车流。
赵铁军的保温杯在茶几上搁着忘了拿走，杯口的热气早就散尽了。方烬端起来，杯壁冰凉。银杏树的落叶被风卷起来又落下去。赵铁军从门口进来，到处找他的保温杯，一眼看见方烬手里端着自己的杯子。
“那笔捐款，一百万。真有人愿意捐这么多？”
方烬把保温杯递给他。“他说他的命值这个价。”
赵铁军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凉透了的茶，眉头皱了一下。“啥意思？”
“他没动手杀人。他觉得自己这条命是从法律那里捡回来的，还一百万算少的。”
赵铁军把保温杯的盖子拧紧。“一个法治课，可能救了两个人——受害者和施暴者。”
方烬站在窗边，看着刘建国的车尾灯消失在街道尽头的车流里。“这就是教育的力量。不是教他们怕法律，是教他们信法律。”窗外的银杏树叶落光了，阳光毫无遮挡地照进来落在他肩上。赵铁军走过来把保温杯搁在窗台上。
方烬转过身走到桌前，打开办公桌的抽屉，从里面拿出那本小学版法治教材的样书。封面上的孩子们手拉手站在彩虹下面，笑起来眼睛眯成缝。他随手翻开一页，讲的是“为什么不能自己报仇”，第一段话他背都能背下来了，但还是看了一遍。他合上书把它放回了抽屉。
赵铁军在门口吹了声口哨。方烬跟了出去。走廊里的声控灯被他俩的脚步声一盏盏点亮，墙角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发出幽绿色的微光。方烬摸了摸裤兜里的玉佩，愚者律三个字的凹槽里嵌着永远的灰，他的指纹磨了多少遍也磨不掉那些嵌在玉石纹理深处的暗色颗粒。他走到一楼大厅门口，停下脚步。
门外的阳光很亮，把整条街道都照得发白。银杏树的枝丫在地上投下细密的影子，像一幅铅笔素描还没擦干净的草稿。一辆洒水车从街那头开过来，喷出的水雾在阳光下形成一小段彩虹，横在人行道上方，很快就消失了。方烬站在那里，把那道消失的彩虹从头看到了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