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林市教育局局长叫马金柱，四十八岁，本地人，皮肤黝黑，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他的办公室在一栋老旧的楼里，墙上挂着民族特色的刺绣，颜色鲜艳，图案复杂。方烬坐下的时候，马局长给他倒了一杯酥油茶，碗边有点油腻，方烬接过来喝了一口，咸的，奶味很重。
“方顾问，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语言。很多孩子汉语不好，听不懂法治课。教材是汉语的，老师讲的也是汉语，孩子们听着像天书。”马局长把一碗酥油茶放在赵铁军面前，赵铁军端起来闻了闻，皱了一下眉头，喝了一口，没说话。
方烬把碗放下，手指在碗沿上抹了一下，擦掉了那层油。“那就用民族语言讲。教材翻译成蒙古语、朝鲜语，你们这里还有什么语？”马局长掰着手指头数，“彝语、藏族也有，但主要就是蒙古语和朝鲜语，还有一部分说汉语方言的。”方烬从包里拿出那本法治教材，翻到第一课，指着插图下面的那行字——“法律是每个人都会说的话。”他把书推到马局长面前。
“把这本教材翻译成你们这里通用的几种民族语言。不是逐字翻译，是编译。法律术语要用当地孩子能听懂的话来解释。案例也要改，改成他们熟悉的故事。草原上的纠纷，牧场边界，牛羊走失，这些他们听得懂。”马局长把那本教材拿起来翻了翻，翻到校园欺凌那一课，上面配了一张孩子被推搡的插图。他指着插图上孩子的表情说了一句“这个表情，蒙古族孩子看得懂，不用改”。他把书合上，放在桌上。“编译不是问题，我们这里有双语教师。但你得给钱。”
方烬把手插进口袋，摸到了那把磨平了齿的钥匙。“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人你出。”马局长伸出手，方烬握住了。
编译工作在教育局的一间大会议室里进行。十张桌子拼成一个长条，十名双语教师各占一隅，面前摊着教材和笔记本。方烬站在会议室前面，把编译要求讲了一遍——语言要通俗，案例要本土化，法律术语不能错。一个中年女教师举手问“正当防卫怎么说”，方烬说“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打回去但不能打过头’”。她低头记了下来。
翻译持续了两个月。方烬每隔一周来一次西林，每次待两天，看进度，解答疑问。赵铁军每次都跟着，开着那辆皮卡，山路颠得他肋骨疼，但他没抱怨过。他把保温杯换成了更大号的，茶叶从枸杞换成了菊花，说是清火。
培训双语法治教师的那天，方烬站在讲台上，台下坐着三十个老师，穿着民族服装，颜色花花绿绿的。方烬穿着警服，一身藏青色，站在那片花花绿绿中间显得很扎眼。
方烬没有讲法律条文。他讲的是怎么跟孩子们说话。“孩子们喜欢听故事，不喜欢听道理。你用彝语讲一个草原上两家争牧场的故事，讲完了问他们‘谁对谁错’，他们举手。你再说‘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他们听。你直接说‘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他们睡觉。”台下有人笑了。方烬让一个女老师现场试讲。她走到讲台前，翻开教材，用彝语讲了一个校园欺凌的故事。她的语速不快，声音不大，但咬字很清楚。方烬听不懂，但听出了语气的变化——讲到被欺负的孩子难过的时候，她的声音低了下去；讲到法律保护弱者的时候，她的声音高了起来。
方烬问台下的其他老师“你们听懂了吗”，他们点头。方烬说“这就是法治教育。不分语言，分心。”那个女老师眼眶红了一下。
一年后的西林市，法治教育覆盖率从百分之十提升到了百分之七十。马局长在电话里说“方顾问，你是我们的大恩人”。方烬正坐在省城的办公室里写年度总结，窗外有雨，玻璃上全是水珠。他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握着笔，笔尖停在纸上。“是你们自己的努力。我就是个跑腿的。”马局长在那头笑，笑声很大，隔着手机都能感觉到他拍了一下桌子。“不管怎么说，西林的孩子记住你了。你来的时候，他们给你唱首歌。”
方烬后来真的去听了那首歌。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西林市的一所乡镇小学操场上，几百个孩子穿着民族服装，站成方阵。他们用彝语唱了一首歌，方烬听不懂歌词，但听懂了旋律。旋律很简单，像山间的风，像溪流的水，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喊了一声，声音在群山之间来回地荡。孩子们唱完了，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跑过来，把手里的野花递给方烬。花是黄色的，花瓣上还沾着露水，几片花瓣挤歪了。方烬蹲下来接过花，女孩用生硬的汉语说了一句“谢谢警察叔叔”。方烬说“不谢”。她跑回队伍里去了。
赵铁军站在操场边上，保温杯夹在腋下，一只脚踩着篮球场边线。他仰头看着操场上方的天空，云很低，天很蓝，几朵白云在山顶上飘着，慢悠悠的，像有人在放很远的风筝。方烬走过来把花插在他保温杯的杯套里，黄色的花瓣在军绿色的杯套上显得很亮。赵铁军看了一眼，没拿下来。
回程的路上，方烬坐在副驾驶，手里还拿着那朵花，花瓣已经蔫了，边缘卷起来。赵铁军问他“花还要吗”，方烬说“要”。他把花夹在笔记本里，笔记本合上，花瓣被压平了。
赵铁军把车开上了盘山路。方烬靠着车窗闭着眼。山路弯多，车晃来晃去，他的头靠在车窗玻璃上，随着颠簸轻轻磕着。赵铁军把车速放慢了，窗外的山一片一片地往后退，绿色连着绿色，望不到边。方烬的手搭在膝盖上，手指缝里夹着那朵花，花已经掉了一片花瓣，落在脚垫上，黄色的。赵铁军看了一眼那片花瓣，没说话，把视线转回了前方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