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大会安排在省厅的大礼堂。三年了，方烬上一次站在这座礼堂的台上，是来报到那天，站在台下听孟厅长念任命文件。今天他坐在第一排，身边是赵铁军，保温杯换了一个新的，银色的，杯盖上有个温度计。赵铁军低头看了一眼，四十八度，拧开喝了一口。各地市的代表坐了满满一礼堂，东江市的周局长坐在第三排，中平市的孙市长坐在第五排，西林市的马局长坐在第二排，穿着民族服装,胸口别着研究中心的徽章。
孟厅长站在台上念总结报告，数据一项一项地念——全省法治教育覆盖率从百分之十五提升到百分之八十五，培训法治课教师三千二百人，编写双语教材十二种，受益学生超过一百二十万人。念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台下没有人交头接耳，都在安静地听。孟厅长念完报告的最后一页，摘下老花镜说了一句“下面，请方烬同志上台领奖”。
方烬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警服。领带是林薇早上帮他系的，系得很紧，勒得喉结下方有点红。他走上台，接过那个水晶奖杯，奖杯很重，底座上刻着“全省法治建设先进个人”几个字，金色的。他把奖杯举了一下，台下鼓掌了。
他把话筒从支架上取下来拿在手里，奖杯放在旁边的桌子上。礼堂安静下来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每一个相信法治的人。那些在草原上骑着摩托车赶几十里路来听课的牧民，那些在山区学校里用彝语翻译教材的老教师，那些在滨城研究中心加班到深夜的技术员，那些曾经举着牌子骂我现在却站在讲台上当志愿者的年轻人。这个奖杯不是给我的，是给他们的。”他把奖杯从桌上拿起来放在地上，放在脚边。水晶底座磕在地板上的声音很轻，但礼堂的音响把这一声送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奖杯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们能懂法。懂法的孩子，不会用拳头解决问题，不会用刀。他们知道有地方说理，知道怎么说理。”台下掌声又响了起来。
方烬把话筒放回支架，走下了台。赵铁军看着他坐回身边，低声说了一句“你真把奖杯放地上了，那可是水晶的”。方烬说“摔不碎”。赵铁军不信，弯腰看了一眼，奖杯好好地立在地上，底座稳当着。
孟厅长再次走上台。“方烬同志的三年任期届满，但他主动提出，要继续干。下一个三年，我们的目标是全省法治教育覆盖率百分之百。”台下有人开始鼓掌了，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方烬没有上台。他坐在台下看着那些鼓掌的人，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他看见中平市的孙市长在鼓掌，动作很大，两只手举过头顶。他看见西林市的马局长在鼓掌，点着头，嘴角是往上翘的。他看见东江市的周局长在鼓掌，眼镜反着光看不清表情。
会议结束后，方烬和赵铁军站在礼堂门口的台阶上，阳光很好。赵铁军把保温杯拧开，水温刚好，喝了一大口。
“三年又三年，我还能再干三十年。法治教育一百二十万学生，不够。全省一千万学生，不够。全国两亿学生，也不够。只要还有一个孩子不懂法，我们的工作就没做完。”赵铁军把保温杯盖拧上了，金属的咔嗒声很脆。“你是铁打的。”方烬看着远处的天，省城的天比滨城灰，但今天很蓝。“我是流水的兵，但法治是铁打的营盘。兵会老，营盘不会倒。”
赵铁军把保温杯夹在腋下，伸出手。方烬握住了，两个人的手在阳光下握了几秒。方烬的手比三年前粗糙了很多，指节上的茧厚了一层。赵铁军的手还是老样子，宽厚，暖和。
林薇打电话来问“晚上吃什么”，方烬说“随便”，林薇说“红烧肉”，方烬说“好”。挂了电话，方烬把手机装进口袋，摸到了那把磨平了齿的钥匙。他把它拿出来看了一眼。阳光照在钥匙上，光滑的表面反着光。他用拇指蹭了一下钥匙的面，想起第一次摸到它的时候，倒T符号的凹痕硌着指腹，现在什么都摸不到了。他把钥匙放回口袋。
赵铁军问他“想什么呢”，方烬说“想下一个三年”。赵铁军说“还有下一个三年”，方烬说“有”。
省厅大院的银杏树比滨城研究中心的矮一些，叶子还没完全绿，有些枝丫还是光秃秃的。方烬走到树下，伸手够了一下最低的那根枝条，没够着，差了一截。赵铁军在旁边笑他矮，他说不是你矮是树枝高。方烬没理他，抬头看着那棵树的树冠。阳光透过稀疏的叶片落下来，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方烬把手插进裤兜，往回走。赵铁军跟在后面，保温杯夹在腋下，皮鞋踩在水泥地面上笃笃地响。方烬走了十几步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礼堂。礼堂的门已经关了，门口的宣传栏上贴着总结大会的海报，海报上印着他的照片，穿着警服，站在讲台上。他看了两三秒钟转过身继续走。
林薇的第二条消息发了过来——“孩子说他数学又考了一百分，要你奖励。”方烬回了一个字——“好。”他把手机装进口袋，把玉佩从领口里拿出来握在手心里。三年了，玉佩的玉质还是温润的，愚者律三个字的凹槽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灰。他用拇指在那三个字上描了一遍，把玉佩塞回领口，贴在心口上。赵铁军走过来喊他走，方烬跟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