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机场的入境队伍排得很长，周文昌站在姜念前面，手扶着隔离带的柱子，踮着脚尖往前看。他戴着一顶警察帽子，是出发前沈若蘅送的，帽檐太大，老往下滑，他每隔几分钟就要往上推一下。
“妈妈，美国的地板和中国的地板一样。”他回头说。
“地板都一样。”姜念说。
“那为什么叫美国？”
这个问题姜念没回答，因为她也不知道怎么跟四岁的小孩解释国境线的概念。厉砚清在后面接了一句：“因为翻译过来就叫美国。”周文昌想了想，又问：“那他们吃美国菜吗？”厉砚清说：“吃汉堡。”
周文昌的眼睛又亮了，像两颗灯泡被重新拧开。
乔星在接机口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念花开”四个字，毛笔字体，打印出来的，但打印的效果不太好，字的边缘有点毛。姜念看到那块牌子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这牌子哪来的？”她推着行李车走出来。
“打印店做的。”乔星把牌子收起来，伸手接过周文昌的行李箱——那个小黄人的儿童行李箱，轮子已经磨花了，但还能拖，“我本来想手写的，怕你们认不出来。”
周文昌仰头看着乔星，喊了一声“乔星叔叔”，声音很大，旁边的人都看过来。乔星蹲下来，周文昌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帽子掉了，乔星帮他捡起来扣回去，帽檐还是歪的。
沈若蘅从另一条通道出来，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高跟鞋在机场的地面上敲出清脆的声响。她拖着两个大行李箱，一个比一个大，姜念怀疑她把半个衣帽间都带来了。
“你就来一周，带这么多？”姜念说。
沈若蘅看了一眼自己的箱子，又看了一眼姜念那个背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旧背包，嘴角抽了一下：“你管我。”
酒店在圣何塞，离乔星的公司不远。门口有一个喷泉，水柱不高，但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周文昌第一次看到喷泉——不是没见过，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他松开厉砚清的手跑过去，站在水池边上看水柱升起来又落下去，嘴里重复着一个字：“水！水！水！”
乔星站在旁边，低头看着他，表情很复杂：“他真没见过世面。”
“他才四岁。”姜念说。
“四岁可以见见世面了。”乔星说，但语气里没有嫌弃的意思，反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
周文昌跑回来，裤腿湿了一片，鞋面上也溅了水。厉砚清蹲下来用纸巾帮他擦，小孩不耐烦，扭来扭去，厉砚清按住了他的腿才擦干净。
乔星的公司在一栋玻璃幕墙的大楼里，占了整整两层。前台是一个年轻的印度姑娘，看到乔星进来站起来说了一句“Hi boss”，乔星点了下头，刷卡带他们进了办公区。
工位是开放式的，天花板很高，灯是那种能自动调节亮度的智能灯，光线柔和不刺眼。墙上挂着几块巨大的显示屏，上面滚动着实时数据。周文昌一进门就被那些屏幕吸引了，脖子仰成一个直角，嘴巴张着，帽子又滑下来了。
“机器人呢？”他问。
乔星朝角落指了指。那里停着三个白色的小机器人，圆滚滚的，高度大概到周文昌的胸口，正面有一块屏幕，上面显示着两个圆圆的眼睛和一个微笑的嘴巴。乔星走过去按了一下其中一个的头顶，机器人的眼睛眨了一下，发出“滴”的一声。
“小白。”乔星说，“这是它的名字。”
周文昌慢慢走过去，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再伸出去，食指戳了一下机器人的外壳。塑料的，温温的，可能是因为一直在充电。机器人的眼睛变成了弯弯的月牙形，屏幕上的嘴巴张开了，发出一个温和的电子合成音：“你好，我是小白。你叫什么名字？”
周文昌回头看姜念，姜念对他点了点头。他转回去，深吸了一口气：“我叫周文昌。”
“文昌你好。”机器人说，“你是乔星的朋友吗？”
“他是我叔叔。”
“叔叔很厉害。”机器人说，“他是我爸爸。”
周文昌又回头看乔星。乔星摊了摊手：“我写的程序。它当然叫我爸爸。”
周文昌蹲下来，和机器人平视，然后伸出手握了握机器人的机械臂。机械臂是白色的，手指部分有防滑的橡胶垫，握起来手感很好。周文昌握着不松手，机器人也没有松开，两个人——一个人和一个机器人——就那么握着手，周文昌的表情认真得像在签一份合同。
“小白，你会端咖啡吗？”他问。
机器人松开他的手，慢慢滑行到一个咖啡机旁边，用机械臂拿起一个纸杯，放到咖啡机的出水口下面，按了一下按钮。咖啡流出来，满了，机器人端着杯子滑回来，递到乔星面前。
“爸爸，你的咖啡。”机器人说。
乔星接过杯子，喝了一口，对周文昌说：“看到了吧？”
周文昌的嘴巴张得更大了，姜念担心他下巴会脱臼。
记者下午三点到的公司。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记者，扎着马尾，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毛衣，手里拿着录音笔和一个小本子。她在会议室里等，姜念推门进去的时候她站起来，握手的时候很用力，不像一个做文化采访的人，倒像一个体育记者。
采访在会议室的沙发上进行，姜念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她身上画了一道一道的横纹。女记者先问了一些常规问题——手稿的发现过程、孙映雪的研究背景、手稿对穿越技术防范的意义。姜念回答得很简短，每个答案都不超过三句话。
女记者问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语速慢了下来：“你母亲留给你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姜念沉默了几秒。会议室外面传来周文昌的笑声，他在和机器人小白玩，笑声隔着玻璃墙传进来，闷闷的。
“她的手稿不是最珍贵的。”姜念说，“她留给我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一个普通的人生。她本可以出名、可以发财、可以做很多了不起的事。但她选择了做一个普通的妈妈，每天接送我上学，给我做饭，陪我睡觉。她比我看得更远——她看到了一切的终点，知道所有的名声和财富都会变成灰，只有活着的人、活着的情感和记忆，才是真实的。”
女记者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什么，写完了抬起头，眼眶有点红。
采访结束后，姜念走出会议室，看到沈若蘅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膝盖上放着笔记本电脑，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正在讲电话。她的语速很快，英文夹杂着中文，偶尔蹦出几个姜念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挂了电话之后她在电脑上敲了一会儿，然后合上电脑，长出了一口气。
“谈成了两笔。”她对姜念说，脸上带着那种做成生意之后特有的满足感，“一个做云安全的，一个做数据合规的。这趟没白来。”
“你永远在工作的状态。”姜念说。
沈若蘅把电脑装进包里，拉好拉链：“闲不下来。一闲下来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晚上回到酒店，周文昌站在落地窗前，脸贴着玻璃，看着外面的城市。硅谷的夜景不像曼哈顿那样密密麻麻，灯是散的，一片一片的，像有人在地上撒了一把碎金子。远处能看到101公路的车流，红色的尾灯和白色的前灯排成两条长龙，缓缓移动。
“妈妈。”周文昌没有回头，脸还贴着玻璃，“我长大以后能像乔星叔叔一样厉害吗？”
姜念走过去，站在他身后，手搭在他肩膀上。小孩的肩膀很窄，她的手指几乎能碰到自己的大拇指。她从玻璃的反光里看到自己和周文昌的影子，一大一小，站在一片灯火前面。
“你会比他更厉害。”她说。
周文昌从玻璃上把脸挪开，转过身仰头看着她。玻璃把他的脸蛋印出一个圆圆的凉印子，鼻尖红红的。
“真的吗？”他问。
“真的。”姜念说，声音不大，但很确定。
厉砚清从浴室出来，头发还是湿的，毛巾搭在肩上。他听到最后两句对话，没说什么，走过来把周文昌从地上抱起来举过头顶。周文昌尖叫了一声，然后大笑，笑声在房间里回荡，震得窗户都像在抖。厉砚清把他放下来，小孩的头发都竖起来了，静电，根根分明。
“明天去迪士尼。”厉砚清说，“今天早点睡。”
周文昌不肯睡。他在床上蹦了二十分钟，从这张床蹦到那张床，被子被他蹬得乱七八糟。姜念最后关了灯，把他按进被窝里，手捂着他的眼睛。黑暗中小孩的眼睛睫毛在她手心里扫来扫去，像蝴蝶翅膀。
“妈妈。”
“嗯。”
“迪士尼有米老鼠吗？”
“有。”
“米老鼠会跟我握手吗？”
“会。”
“那我明天不洗手了。”
姜念的手心感觉到他的眼皮在动，他在眨眼睛。房间空调的声音嗡嗡的，厉砚清在隔壁床上已经打起了轻微的呼噜。窗帘没拉严实，外面的光照进来一小条，落在两个床之间的地毯上，像一道金色的裂缝。
第二天早上七点，乔星的车停在酒店门口。他开了一辆白色的七座SUV，后座装了儿童安全座椅，周文昌爬上去自己扣好了安全带，扣反了，厉砚清帮他重新扣。
车从圣何塞开往阿纳海姆，路上要六个小时。周文昌在车上睡了两个小时，醒了之后就开始数路牌，数到第五十七个的时候数忘了，从头开始数。沈若蘅坐在副驾驶，和乔星聊美国的投资环境，声音不大，不会吵到后面。
姜念靠着车窗，看着窗外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天很蓝，蓝得不像是真的，像有人用颜料涂过的。路两边是黄色的山坡，偶尔有几棵橡树，树冠圆圆的，像撑开的伞。
到了迪士尼门口，周文昌下车的时候腿软了一下，差点跪在地上。不是因为晕车，是因为看到了远处城堡的尖顶。粉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童话书里插画的样子。
乔星买了票，一行人进了大门。周文昌的手一直指着那个城堡，嘴里反复说着“妈妈你看”，说了大概二十遍。姜念每一遍都回答“看到了”，第二十遍的时候她说“看到了，你再喊我耳朵就要聋了”，周文昌消停了三秒，然后又说“妈妈你看”。
过山车在明日世界园区，轨道是蓝色的，车子是银色的，在空中翻了好几个跟头。周文昌身高刚好够，工作人员量了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他特意挺了挺胸。
厉砚清陪他坐的。车子启动的时候姜念在地面上看着，周文昌的表情从兴奋变成紧张，从紧张变成恐惧，从恐惧变成——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嘴巴张着，眼睛闭着，头发全被风吹到后面去了。
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周文昌的腿软了，是厉砚清把他从座位上抱下来的。小孩的脸白白的，嘴唇有点抖，但眼睛是亮的。
“还要玩一次。”他说。
厉砚清把他放下来，他的腿还在抖，站不太稳，扶着厉砚清的腿才站住了。
“你随你妈，胆子大。”厉砚清说。
姜念走过来，蹲下来看着周文昌。小孩的眼睛红红的，可能是风太大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但他没哭。
“我小时候可不敢坐过山车。”姜念说。
周文昌看着她，嘴唇还在抖：“那你现在敢吗？”
姜念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在空中翻跟头的蓝色轨道，又看了看厉砚清。他站在旁边，手插在口袋里，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眯着眼睛，嘴角有一点笑。
“现在敢了。”她说。她站起来，牵住厉砚清的手，他的手干燥温热，手指修长，握着她的时候总是很稳。“因为你在我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