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伯来的时候，沈昭宁正在喝药。
这碗药比前几日的都浓，冯嬷嬷说加了一味黄芪，补气的。沈昭宁喝了两口，觉得苦味比黄芪更重，正想找蜜饯压一压，青禾跑进来说“福伯来了”，她一激灵，差点把药碗打翻。
“福伯？摄政王府的福伯？”
“是，就他一个人，在侧门等着，说是送东西，送完就走，不进来了。”
沈昭宁放下药碗，拿帕子擦了擦嘴角，快步走到侧门。福伯站在门槛外头，手里抱着一个樟木匣子，匣子不大，一尺见方，但看着沉甸甸的，他抱得稳稳当当，连口气都不带喘的。他还是那副不卑不亢的模样，穿一身藏青色直裰，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见沈昭宁出来，行了个礼。
“县主安好。王爷说，这是给县主的第二份见面礼。”
说完，把匣子递过来。
沈昭宁接过匣子，入手一沉——比她预想的重得多。匣子是樟木的，边角包了铜，锁扣处没有上锁，只插了一根铜栓。她拔掉铜栓，掀开盖子，一股子墨香混着陈纸的味道扑鼻而来。
匣子里整整齐齐码着三本账册。
不是抄本，是原本。纸页泛黄，边角有些卷曲，有些页面上还沾着墨渍和指印，翻过很多遍的样子。沈昭宁拿起最上面那一本，翻开第一页，瞳孔猛地一缩。
赵昆。三年前正月，银五千两，经手人：钱敏。底下盖着一枚私章，是永昌号的印记。
她往后翻。二月，银三千两，经手人：孙某（东宫门客）。三月，银八千两，经手人：钱敏。四月没有记录，五月又有一笔，六千两，经手人还是钱敏。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时间、金额、经手人，有些还附了简短的备注——“赵副将家母生辰贺仪”“赵副将长子满月礼”“边关年礼提前支送”。一年下来，光是记在账上的就有四万多两银子。
沈昭宁的手指在账册边缘摩挲了一下，翻到第二本。
这一本不是银钱往来，是人事记录。赵昆的名字在第一页，底下密密麻麻写着他在边关的每一次升迁、每一次调防、每一次有人替他说话。旁边标注着人名——哪个朝臣替他递了话，哪个武将替他保了举，哪个宫里的人替他吹了风。名字一个个看过去，有些她认得，有些不认得，但光认得的那些已经够了——兵部侍郎钱敏是皇后的侄子，工部给事中王邈是皇后母族的门生，大理寺少卿刘文藻是钱敏的同科。一张网，从边关铺到京城，从京城铺到朝堂，从朝堂铺到后宫，从后宫铺到皇后。
第三本最薄，只有十几页，但每页都像一把刀子。
这一本记录的，是七年前北疆那场仗的事。不是账目，是信件抄录。沈昭宁翻到第三页，看见一行字——“粮草转运事，已按娘娘吩咐办妥。”底下是钱敏的笔迹，她前世在太子府见过钱敏写的折子，字的间架结构、起笔收笔的力道，一模一样。她把这个名字在心里念了一遍，手指收紧了一下。
她把三本账册放回匣子里，合上盖子，深吸了一口气。
“青禾，把匣子抱进去，放我书房，锁起来。”
青禾接过匣子，抱得紧紧的，快步往里走。
沈昭宁转向福伯，福伯还站在侧门口，神色如常，像是在等她的回话。她想了想，问：“王爷还有什么话？”
福伯微微躬了躬身：“王爷说，账册里的东西，县主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他只求一件事——用的时候，别把他牵扯进去。”
沈昭宁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替我给王爷带句话——这份礼我收了，太重了，不是一句‘多谢’能打住的。”
“县主言重了，”福伯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比府里那些仆从的假笑真了几分，“王爷还让老奴带一句话——‘县主若真觉得重，就替本王把该杀的人杀了，算是还了。’”
沈昭宁垂下眼帘，沉默了一瞬，抬起眼时目光比方才更沉了几分：“你回去告诉王爷，他让我杀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另外，请他帮我做一件事。”
“县主请讲。”
“赵昆在梧桐巷有个外室，姓刘，带一个五岁的儿子。赵昆最近想把人转移走，我人手不够，请王爷派人盯着那处宅子，别让赵昆把人弄没了。”
福伯点了点头，没有多问，转身走了。他的脚步不紧不慢，走在巷子里，鞋底踩在石板路上，声音几乎没有，像是踩着棉花走的。沈昭宁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才转身回了府。
青禾已经把匣子锁进了书房的柜子里，钥匙交到沈昭宁手上。沈昭宁把钥匙跟其他几把串在一起，塞进袖袋里，坐到书案后头，拿起那碗还没喝完的药，一口气闷了。凉透了的药苦得她整张脸皱成一团，她拿帕子按了按嘴角，从碟子里拈了颗蜜饯塞进嘴里，含了好一会儿才把苦味压下去。
“姑娘，”青禾站在边上，表情像是被雷劈了一样，“那账册里记的东西，是真的吗？”
“真的，”沈昭宁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慢慢叩了两下，“这种东西，假的造不出来。时间、金额、经手人，每一个都对得上。摄政王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在三年前就编好这些等着今天来骗我。”
青禾咽了口唾沫：“那账册里提到的那些官员——兵部侍郎、工部给事中、大理寺少卿——都是皇后的人？”
“不全是，”沈昭宁闭上眼，“有的是皇后的人，有的是被钱敏拉下水的，还有的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跟赵昆有过正常的公务往来。账册把这些混在一起记，是给我看的，不是让我直接拿去告状的。”
青禾没听懂，歪着头看她。
沈昭宁睁开眼，耐心解释：“如果我把这本账册直接递到大理寺，皇后会说这是诬陷，账册里大部分人是被冤枉的，只有赵昆一个人是真有问题。到时候大理寺一查，账册里说的那些官员，十个有九个会喊冤，案子就搅浑了，最后只能拿赵昆一个人顶罪。”
“那姑娘打算怎么办？”
“不办，”沈昭宁说，“账册先放着，不递大理寺，不告诉太后，谁都不给。等赵昆的案子彻底坐实了，等太子和皇后露出更大的破绽，再把这本账册拿出来，一个一个地对，一个都跑不掉。”
青禾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不再问了。
沈昭宁把药碗推到一边，铺开一张信纸，给父亲写第五封信。这封信比前四封都短，只有两句话。
“赵昆在京城与外朝官员往来的账册已到手，铁证如山。父亲在边关务必稳住，等女儿消息，届时里应外合，一举拿下。”
写完了，她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女儿在京城一切都好，请父亲放心。”
她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封口处盖了印，放到一边。冯嬷嬷端了盏燕窝进来，看见桌上的信，知道她要送，也没问，直接揣进袖子里，转身出去了。
书房里安静下来。沈昭宁把匣子从柜子里重新取出来，打开盖子，把三本账册一摞一摞地拿出来摆在桌上。烛光下，账册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但不是看不清，是看久了眼睛发花。她揉了揉眼睛，把账册翻了翻，目光停在第三本的一页上——七年前北疆那场仗的记录。
“粮草转运事，已按娘娘吩咐办妥。”
娘娘。
不是“皇后”，是“娘娘”。写账册的人在抄录这封信的时候，把原信里的“皇后”改成了“娘娘”。为什么改？是怕被人查到原信时对不上？还是写账册的人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娘娘”到底是谁，只是照抄了原信的称呼？
沈昭宁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娘娘可以是皇后，也可以是太后，也可以是任何一个有封号的嫔妃。但结合前两本账册的内容，这个“娘娘”是皇后的可能性超过九成。差的那一成，是她还没有亲眼见到原信。
她把账册合上，重新装回匣子里，锁好，放回柜子。钥匙串在袖袋里沉甸甸的，碰在一起叮叮当当地响。她把手伸进袖袋里攥住那串钥匙，攥了一会儿，直到钥匙的棱角硌得她手心生疼，才松开。
窗外天已经黑透了。沈昭宁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挤进来，带着一股子凉意，院子里那棵桂花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有人在低声说话。她靠着窗框站了一会儿，看着院子里那盏灯笼在风中摇晃，光晕忽大忽小，在地上画出一个又一个圆圈。
沈昭宁伸手把歪了的烛台扶正，烛台底座的铜锈蹭了她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