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恪到苏州那天，下着雨。
不是那种痛快的大雨，是黏糊糊的毛毛雨，打在脸上跟没打似的，但站一会儿衣裳就潮透了。来接他的胡守信撑着油纸伞站在码头边上，袍子下摆全是泥点子，看见官船靠岸，赶紧小跑几步过来扶。
“李大人，一路辛苦。”
李恪跳上岸，没撑伞，仰头看了看天，又低头看了看脚底下的青石板。石板缝里长着青苔，滑溜溜的，他走了两步差点摔了，胡守信赶紧扶住。
“苏州的雨，下了一个月了。”胡守信说，“织坊里的布晾不干，发霉的都有。”
李恪嗯了一声，上了马车。车帘掀开一条缝往外看，街道两旁的店铺开着的少，关着的多。有一家织坊门口贴着“转让”两个字，纸都湿透了，字迹糊成一团，看不清是哪个字。再往前走，又是一家关门的织坊，门口堆着几台织机，木头被雨淋得发黑，看着跟烂柴火似的。
“比我想的还严重。”李恪放下车帘。
胡守信苦笑了一下：“这才到哪，见了周老板你就知道了。”
周老板的织坊在城西，是苏州最大的一家，光织机就有二百多台，雇了上千号人。李恪到的时候，门口停着好几辆马车，但不是来拉货的——是来卖织机的。车上堆着织机拆下来的部件，梭子、筘片、综框，乱七八糟地摞在一起，用油布盖着，雨打在油布上砰砰响。
周老板五十多岁，方脸膛，手上有厚厚的茧子——一看就是从织工干起来的。他站在门口接李恪，拱手的时候手都在抖，不是病的，是气的。
“李大人，您来得正好。”他嗓子哑了，说话跟含了沙子似的，“再不来，我这厂子就要关门了。”
李恪跟着他进了织坊。里头倒是还在开工，但只有一半的织机在转，另一半停着，织机上蒙着灰。工人稀稀拉拉的，有的蹲在墙角发呆，有的坐在织机旁边打瞌睡。看见老板带了个官进来，也没人抬头，一个个木着脸，跟丢了魂似的。
周老板把李恪领到账房，倒了杯茶，茶是凉的，李恪也没在意。
“周老板，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周老板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掏出一本账册，翻了翻，推给李恪。“大人您看，前年一匹绸缎能卖八两银子，去年跌到五两，今年……三两五钱。我这二百台织机，一台一天出两匹布，一天就是四百匹。一匹少卖四两五钱，一天就少赚一千八百两。大人，我这厂子一天的开销才多少？一千二百两。看着还是赚的，可那是把本钱都算进去了吗？织机要折旧，蚕丝要涨价，工人要涨工钱——我这账面上是赚的，实际上算上折损，亏了。”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更别说那些小织坊了。他们本钱薄，一匹亏一两就扛不住了。这半年关了四十多家，工人没活干，有的去要饭，有的——”
“有的什么？”
周老板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有的去做了私娼。女的还好说，男的去哪干这个？饿死的有好几个了。”
李恪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把账册合上，还给周老板。“你刚才说，蚕丝涨价了？布跌了，丝怎么还涨？”
“丝也跌了，但跌得慢。种桑养蚕的农户少了，前年丝价太低，好多农户把桑树砍了种粮食，今年丝就少了，价格反倒稳住了。”周老板苦笑，“大人，您看看这事闹的——种桑的少了，丝贵了；织布的多了，布贱了。夹在中间的是我们这些织坊主和那些织工，两头受气。”
胡守信在旁边插了一句：“大人，商会那边统计过，光是苏州、杭州、湖州三地，就有三千多家织坊，织机超过五万台。这么多织机一块儿转，别说大梁了，就是把全世界的绸缎都卖了，也卖不完。”
李恪没接话，端着那杯凉茶转了两圈，忽然问：“你们一开始，怎么都想着扩产？”
周老板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前几年利润太高了。长公主在世的时候，海上商路打通，绸缎运到南洋，一匹能卖到二十两银子。大家都红了眼，东家扩产，西家也扩产，你扩我也扩，谁不扩谁吃亏。我当时也犹豫过，但架不住旁边的人劝——周老板你不扩，别人扩了，你的货就卖不出去了。结果呢，大家都扩了，大家的货都卖不出去了。”
李恪点了点头。这事他在书上见过，锦屏写的《商道》里头专门有一章讲“羊群效应”——看见别人干什么赚钱就跟着干，等你的东西做出来了，市场上已经挤成了一锅粥。
他正要再问，门外头进来一个人，穿着蓑衣，戴着斗笠，浑身上下湿透了。那人摘下斗笠，露出一张年轻的脸，冲李恪拱了拱手：“李大人，九奶奶让我送信。”
李恪接过信，信纸是防水的油纸封着的，拆开一看，是阿九的笔迹，只有一行字——“有人在背后压价。查到了，是几个大商人联手。”
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着三个人的名字和籍贯。李恪看了，递给胡守信。胡守信接过去一看，脸色变了。
“这几个人……我知道。”他声音有点干，“都是大商人，做绸缎生意的。他们的织坊规模很大，但这两年也亏了不少。我还纳闷，这么大的家业怎么也不想想办法——原来他们不是在亏，是在故意压价。把小织坊挤垮了，他们再低价收购，等市场上只剩他们几家了，价格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李恪把信纸收好，站起来。“周老板，麻烦你帮我做件事。”
“大人请讲。”
“把苏州、杭州、湖州三地有点规模的织坊主都请来，后日午时，我在苏州商会会馆开会。来不了的，让他派个管事来。不来的——”李恪顿了顿，“后果自负。”
周老板看了他一眼，点点头。
后日午时，苏州商会会馆里坐满了人。
来的织坊主有上百号，大大小小的，有的穿绸着缎，有的穿着打补丁的衣裳。坐前头的是几个大织坊主，周老板坐在左手第一个，右手第一个是个姓赵的胖子，李恪看了他一眼——那正是阿九名单上的三个人之一，赵德茂。
赵德茂看见李恪盯着他看，笑了笑，拱拱手，一脸和气。但李恪注意到他的手在袖子底下攥着，指节发白。
李恪站在上头，没坐，也没拿稿子，开口就说了。
“各位，我这次来江南，是奉皇命。皇上听说江南绸缎卖不出去了，织坊关门了，工人没饭吃了，让我来看看怎么回事。我看了三天，跑了四十多家织坊，跟一百多个织工聊过。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你们在自杀。”
底下嗡嗡声起来了。李恪没停，继续说。
“前几年绸缎好卖，大家都扩产，扩了三倍、五倍、十倍。结果呢？市场就这么大，货多了，价格就跌。价格跌了，你们不缩产，反而继续扩——为什么？因为你想，我缩产了，别人不缩，我就吃亏了。结果大家一起往死里扩，一起往死里亏。这不是自杀是什么？”
底下安静了些。赵德茂的脸色不太好看，但没说话。
李恪又说：“我查过了，除了产能过剩之外，还有人故意在背后压价。”
这话一出来，底下炸了锅。几个小织坊主猛地站起来，眼睛往赵德茂那边看。赵德茂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张嘴想说什么，李恪抬手拦住了他。
“今天不追究这个。”李恪说，“但以后再犯，皇上说了，按扰乱市场罪论处。”
赵德茂的脸色白了。
李恪深吸了口气，换了个语气，不那么硬了。“我今天请大家来，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是为了给大伙儿找条活路。我的建议是——成立丝织业行会。”
“行会？”底下有人问。
“对。行会。所有织坊主都加入，行会统一制订产量，每家织坊按规模分配份额，不许超产。行会统一定价，不许私下降价抢客。行会统一采购蚕丝，量大从优，降低本钱。行会统一开拓销路，海外那边，商会可以帮着对接。”
底下议论纷纷。有人觉得主意不错，有人皱着眉头不吭声，有人偷偷看赵德茂。
周老板第一个站起来：“李大人，我赞成。这样恶性竞争下去，谁也活不了。”
他带头了，后头稀稀拉拉有人跟着站起来。先是那些小织坊主，他们是最扛不住的，巴不得有人出来主持公道。然后是几个中型织坊主，犹豫了一下也站了。最后只剩赵德茂和跟他关系近的几个人还坐着。
赵德茂的脸涨得通红。他看了看四周，一百多号人里头，就他几个还坐着，孤零零的，跟秃子头上的虱子似的显眼。
他咬了咬牙，站起来。
“我也赞成。”
李恪看着他，点了点头，没多说。
会后，李恪连夜写了折子，把江南的情况和行会的方案详细写了，派快马送回京城。三天后，新帝的批复回来了，折子上批了几个字——“行会制度可行。可在各行业推广。另，赵德茂等人之事，交织网继续查，酌情处置。”
李恪看完批复，把它折好，塞进袖子里。他站在苏州商会会馆二楼的窗前，看着外头的街道。
雨停了。久违的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泛着光。
楼下传来一声吆喝——“磨剪子嘞——锵菜刀——”声音拖得老长，在巷子里来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