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恪到青州那天，蝗虫还没走。
天是黄的。不是黄昏那种黄，是密密麻麻的蝗虫把太阳遮住了，透下来的光变成了黄褐色。空气里有一股子腥臭味，是蝗虫身上的味道，闻久了恶心。李恪从马车上下来，一脚踩下去，脚底下咯吱咯吱响——地上铺了一层蝗虫，踩死了一片，汁水溅到靴面上，黏糊糊的。
“李大人，您看这……”陪同的官员脸色发白，指着远处的地里。地里黑压压的全是蝗虫，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不是死了，是在吃。庄稼被吃光了，它们开始吃草，草吃光了，开始啃树皮。一棵槐树上爬满了蝗虫，远远看去像长了一层褐色的苔藓，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掉。
李恪蹲下来，抓了一把蝗虫放在手心里看了看。蝗虫在他手心里挣扎，腿上的刺扎得手疼。他捏死一只，掰开来看肚子里头全是绿色的汁液——那是庄稼的汁液。
“传令下去，所有百姓，按户出工，挖沟。”李恪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蝗虫尸体，“沟要三尺深，五尺宽，沟底要夯实，不能有缝。蝗虫蹦跶不了多高，掉进沟里就爬不上来。”
当天就开始挖。青州、兖州、豫州三地，上百万人同时动工，地头上全是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拿着铁锹锄头，沿着田边挖沟。有人家里没有铁锹，拿木板挖，拿手刨，指甲盖都翻起来了也不停。
沟挖好了，下一步是赶蝗虫。百姓排成排，手里举着树枝、扫帚、破布条，从地的一头开始往沟的方向赶。蝗虫受惊了，往前蹦，蹦着蹦着就掉进了沟里。沟里的蝗虫越堆越多，最底下被压死的已经开始发臭了，上面的还在拼命往外爬，但沟壁是直的，爬不上去。
李恪让人往沟里倒水，蝗虫遇水就漂起来了，再让人往水里倒火油，点火烧。火光照得半边天通红，烧焦的蝗虫味儿更臭了，比活着的臭一百倍。有个老太太被熏得直干呕，吐完了又回去干活，一边干一边骂“你这害人的东西，吃我庄稼，我烧死你”。
阿九派来的织网探子带来了锦屏当年发明的“蝗虫密度统计法”——其实就是个简单的方法，选一块地，随机找十个点，每个点一尺见方，数里头的蝗虫数量，取个平均数，就能大概知道整块地的蝗虫密度。哪个密度高就先灭哪个，效率比瞎干高了好几倍。
探子们拿着本子和炭笔，在田埂上跑来跑去，报数的声音此起彼伏——“东边那块，每尺一百二十只！”“西边那块，八十只！”“北边水塘边上，三百只！”李恪听见三百只那个数，脸都绿了，亲自带人过去灭。
胡守信在京城也没闲着。
他让各行会凑钱买工具，三天之内，十万把铁锹、五万只捕虫网、两万桶火油送到了灾区。这些东西都是商会出钱买的，没花朝廷一分银子。胡守信还出了一个悬赏令——“每交一斤蝗虫，换一斤粮食。”
这个悬赏令一出，百姓的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之前灭蝗是被逼着干的，现在是抢着干。大人小孩全出动了，有人拿麻袋装蝗虫，有人拿竹篓背，有人连裤腿都扎起来当口袋使。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一天抓了三十斤蝗虫，换了三十斤粮，扛回家的时候他爹都愣了。
“你哪来的粮？”
“抓蝗虫换的！”
他爹二话没说，扛起锄头也去抓了。
青州城外有个叫赵家沟的村子，全村一百多户人家，三天之内抓了八千斤蝗虫。八千斤蝗虫堆在一起，像座小山，臭气熏天，方圆二里地都能闻见。负责收蝗虫的官员捏着鼻子过秤，称完了让人一把火烧掉，烧了整整一个下午。
赵家沟的村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姓赵，看着那堆蝗虫烧成灰，忽然蹲在地上哭了。旁边的人问他哭啥，他说“我心疼我的庄稼”，哭了两声又笑了，“但蝗虫死了，明年还能种”。
消息传回京城，新帝正在批折子，听见太监报上来“青州三日灭蝗八千斤”，手里的笔顿了一下，批了两个字——“继续。”
过了十天，又报上来“三地累计灭蝗五十万斤”。新帝这回批了四个字——“再接再厉。”批完了想了想，又把“再接再厉”划掉，写了“百姓辛苦了”五个字。
太监拿着折子出去的时候，新帝把他叫住了。
“灾区那边，有没有人受伤？”
太监愣了一下，显然没想过这个问题。新帝摆了摆手，“去问问。”
问了才知道，还真有人受伤。有人被蝗虫迷了眼，眼睛肿得睁不开；有人挖沟的时候被锄头砸了脚；有人烧蝗虫的时候被火燎了头发。但是没有死的——这一点让新帝松了口气。
灭蝗最狠的一招，是火攻。
李恪让人在地头上每隔十步点一个火堆，火堆里浇上火油，火苗子蹿起一人多高。蝗虫怕火，看见火就往反方向飞，正好被人赶进了沟里。但有时候风向变了，火会往人群这边烧，有一次差点烧着了几十个百姓，幸好大家跑得快，没人受伤。
后来李恪想了个办法，让人在火堆后面挖一条防火沟，就算火往这边烧，到了沟边没东西可烧，自己就灭了。这个办法后来被写进了《灭蝗手册》，传遍了全国。
一个月的苦战，蝗灾终于被控制住了。
最后一批蝗虫飞走的那天，青州的一个老农站在地头看了半天。天蓝了，太阳出来了，照在被蝗虫啃得光秃秃的地上。地是光的，什么都没有，但老农说了一句让旁边人都愣住的话——“明年开春，又是一茬好庄稼。”
旁边人问他“地里啥都没了，怎么还好庄稼”，老农说“蝗虫把草都吃光了，地里的肥还在。明年种下去，长得比今年还好”。
捷报到京城的时候，新帝在朝堂上站了起来。他没笑，也没说“好”，站了一会儿，坐下了，说了句“李恪辛苦了”。
第二天，李恪的谢恩折子到了，折子里头写了一句话——“是皇上指挥有方，臣不敢居功。”新帝看了，批了两个字——“少来。”
阿九那天在织网看了所有灾区来的报告，把报告摞在一起，用拐杖压着，不让风吹走。她翻到最后一份，是一个探子写的——“青州赵家沟百姓自发在田边立了一块碑，上写‘皇恩浩荡’四个字。”
阿九把报告放下，拄着拐杖去找新帝。
新帝正在御书房里跟户部的人算账，算这次救灾花了多少银子。看见阿九进来，让户部的人先退下了。
“赵家沟的百姓给你立了块碑。”阿九说。
新帝愣了一下。“什么碑？”
“‘皇恩浩荡’。”
新帝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替我去趟青州，告诉百姓，碑不用立。他们过上好日子就行。”
阿九看了他一眼，拄着拐杖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没回头，说了句：“义母当年要是听见你这句话，会高兴的。”
新帝没接话。他低头看着桌上的账本，朱笔在手里转了两圈，停住了。
青州赵家沟，那块碑最终还是立起来了。
不是百姓不听话，是他们觉得得立。村长赵老汉说“皇上不让立，咱们也得立，立在心里”。后来有人拿了一块青石板，刻了四个字，立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石板不大，一尺来高，埋在地里，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
但路过的人都会看一眼。
赵老汉每天从那块石板前头走过，有时候停下来看看，有时候不停。
这天傍晚他从地里回来，肩上扛着锄头，裤腿上全是泥。走到石板前头的时候他停了一下，蹲下来，伸手把歪了的石板扶正了，又用手指把石板底下的土压实了。
远处有人在喊他回家吃饭，他应了一声，站起来，扛着锄头走了。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拖在身后，一摇一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