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不统一这件事，新帝忍了很久了。
山东的百姓种一亩地交三斗粮，河南交两斗，河北交两斗半。同样的地，产出差不多，交的税差了一截。商人也苦，从广州运一批货到京城，过一道关收一次钱，到了地头算下来，税比利润还高。有人跟新帝反映过多次，他记在心里，一直没动——不是不想动，是没想好怎么动。
今年想好了。
早朝上，新帝把一份折子摔在御案上，啪的一声，底下的大臣们心里咯噔了一下。“朕今天要说一件事，税制改革。”
户部尚书叫周明远，是个老臣，在户部干了二十年，什么风浪都见过。他听见“税制改革”四个字，眼皮跳了一下，但没说话。
新帝把李恪推出来。李恪站到中间，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草案，翻开，念了起来。他念得不快，每一条都念两遍，重要的地方还停下来解释。主要内容是三条——第一，废除所有苛捐杂税，什么过路费、过桥费、落地税，全废了，以后只收三种税：田税、商税、人头税。第二，税率全国统一，田税按田亩收，不管你在哪个省，一亩地交同样的粮。商税按营业额收，百分之三，多了不收，少了不补。人头税按人收，每人每年一钱银子，老人小孩不用交。第三，取消所有临时摊派，地方上缺银子，找户部要，不许私自向百姓伸手。
念完了，朝堂上安静了好一会儿。
周明远第一个站出来说话，语气很客气，但意思很明确。“皇上，臣不是反对改革。但臣想问一句，税减了，国库收入会不会减少？去年户部的账，各项税收加起来折银两千万两。按李大人的新税法算一遍，臣粗略估了一下，大概要少收三百万两。”
新帝看了他一眼。“然后呢？”
“然后户部就入不敷出了。”周明远说，“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饷、各地的工程，哪一样不要银子？少了三百万两，这窟窿拿什么填？”
新帝没直接回答，转头看了李恪一眼。李恪早有准备，翻开草案的后半部分，念了一段话——“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强。短期看，税收可能减少。但百姓手里有余钱，就会多消费，多消费商税就多。加上统一税制后商人成本降低，生意会扩大，商税也会增长。臣估算，三年之内，税收可恢复，五年之后，必超现在。”
周明远皱了皱眉，显然不太信这个账。但他没再说什么，退回去了。
新帝扫了一圈，问了一句“还有谁有意见”，没人吭声，又问了第二遍，还是没人吭声。
“那就这么定了。李恪牵头，户部配合，三个月内拿出实施细则。”
散朝后，胡守信直接去了御书房。他不是来反对的，他是来支持的，但他想当面跟新帝说清楚商界的想法。
“皇上，商界这边，全力支持统一税制。”胡守信说这话的时候很激动，声音比平时大了不少，“您不知道，以前我们商人最怕的就是过关卡。从广州到京城，水路一千多里，关卡二十三个，每个关卡都要收钱。有的关卡收的是正经税，有的关卡就是私人设的卡，不交钱不让过。一年下来，光是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就占了本钱的两成。”
新帝靠在椅背上，听着。“以后没有了。只收百分之三的商税，别的都不收。”
“臣替天下的商人谢谢皇上。”胡守信跪下了，磕了个头。
新帝摆摆手让他起来。“不用谢朕，朕也是被逼的。再不改革，商人跑光了，百姓饿死了，朕当皇帝还有什么意思？”
胡守信站起来，眼眶红红的，想说点什么，嘴唇哆嗦了两下，最后说了句“皇上圣明”，退出去了。
新税法推行的事儿，新帝没忘了一个人——阿九。
阿九这时候已经在江南住了大半年了。她在锦屏墓边上盖了三间小屋，不大，但够住。屋前种了一小片菜地，种了些青菜萝卜，后头养了几只鸡。每天早上起来先给锦屏的墓拔拔草，然后回来煮粥吃早饭，日子过得简单，但她觉得踏实。
新帝派人送了一封信去，把新税法的内容详细写了一遍，问她怎么看。信使来回跑了半个月，带回了阿九的回信。信不长，就几行字，字迹比她退隐前还抖了些——“义母当年在户部的时候就想过统一税制，但阻力太大，只做了一半。皇上今日能做全，是百姓的福气。臣在江南听到百姓议论，都说新税法好。皇上放心大胆去做。”
新帝看完信，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
新税法推行了整整一年。
头几个月确实有点难。户部的账上，税收比去年同期少了将近两成，周明远急得嘴上起了燎泡，三天两头去找李恪，说“再这么下去户部就要揭不开锅了”。李恪不急，让他再等等。
到了下半年，情况开始变了。
百姓手里的余钱多了，买东西的人多了，开店的人也多了。京城、苏州、广州、泉州这些大城市的商铺数量，半年之内增加了三成。开店的多了，商税自然就多了。到年底一算账，商税比去年增长了四成，把田税和人头税减少的部分全补回来了还多。
周明远拿着年末的账本，以为自己算错了，又算了一遍，数字对不上，算了第三遍，才确定没算错。他坐在户部的衙门里，对着那本账本发了好一会儿呆，然后笑了。他笑了好一会儿，笑完了又叹气，叹气完了又笑。旁边的小吏不知道他怎么了，也不敢问。
年底，新帝在朝堂上让户部报了账。周明远站在中间，翻开账本，念了一串数字，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全年税收总额，比去年增加两成。”
朝堂上安静了一瞬，然后嗡嗡声起来了。大臣们交头接耳，有人惊讶，有人怀疑，有人点着头说“原来李恪说的没错”。
新帝坐在上头，没说话，嘴角带着一丝笑。他等周明远念完了，才开口说了句“长公主说得对，民富国强”。
李恪站在队列里，低着头，没让人看见他脸上的表情。他想起了锦屏当年在户部推行税制改革时的情景——那时候阻力更大，反对的人更多，她硬是顶着压力把改革推下去了，虽然只做了一半，但给今天打下了基础。如今另一半也做成了，她要是还在，不知道会多高兴。
新税法推行后的第二年春天，新帝带着太子出宫微服私访。
他们去了京城南边的一个小村子，就是去年太子亲耕的那个地方。村口的田里，麦子长得齐膝高了，绿油油的一片，风一吹，麦浪一层一层地往远处推。太子站在田埂上，看着那片麦子，忽然问了一句“父皇，这片地是谁家的”。新帝也不知道，让太监去问了问，回来说是去年教太子扶犁的那个老农民家的。
他们去老农民家坐了坐。老农民认出了太子，激动得手都在抖，要给太子磕头，太子拦住了。老农民拉着太子的手，说了好多话，说今年的收成好，说税减了，说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他说着说着就哭了，说“活了七十年，头一回觉得日子有奔头”。
太子听着，没说话，但他的手一直握着老农民的手，没有松开。
回宫的路上，太子忽然对新帝说了一句“父皇，我以后当了皇帝，也不加税”。新帝看了看他，问他为什么，太子说“百姓不容易，能少收就少收”。
新帝没接话，伸手摸了摸太子的脑袋。马车在官道上走着，车轱辘碾过路面，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车帘被风吹起来一角，外头的田野一片连着一片，麦子绿得发亮，在风里摇摆着，像无数只手在招手。远处有一个老农弯着腰在地里干活，锄头举起来，落下去，再举起来，再落下去，一起一伏的，跟这辆马车的节奏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