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雨从入夏就开始下了，下起来就没停过。不是那种急一阵停一阵的雷阵雨，是天破了个窟窿，水从窟窿里往下倒，一天十二个时辰，倒十个时辰，留两个时辰让地上的人喘口气，喘完了继续倒。长江涨了，淮河涨了，连通南北的漕运河道也涨了，水漫过堤坝，漫过田埂，漫过村口的老槐树，漫到屋顶上。
四州受灾。这个“四”是虚数，实际上的受灾州县远不止四个，但朝廷的邸报上写的是四州，那就只能是四州。多出来的那些州县的灾情，被淹没在户部的文书堆里，被压在张德茂的书案底下，被一个“已知”的批语盖住了，谁也不知道。
二十万灾民。这个数字也是虚的。朝廷报的是二十万，但晏无霜让赵广之的人在南边查了一个月，传回来的密报上写的是“流民不下四十万，死者数以万计”。赵广之的人还写了几个具体的县名，每个县后面都跟着一长串数字，数字排在一起，像是账簿上被涂改过的条目，黑漆漆的，看不真切，但你知道那是什么。
殷昭在朝堂上听到“二十万”这个数字的时候，沉默了很久。他的手指在龙椅的扶手上无意识地叩着，叩了十几下，停了下来，看着站在御阶下面的张德茂。
“张爱卿，赈灾的事，你来办。”殷昭的声音不大，但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东西，“从户部拨银五十万两，粮二十万石，务必让灾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
张德茂弯腰行礼，动作标准得像教科书，弯腰的幅度不大不小，双手交叠的位置不前不后，声音不高不低，语调不急不缓：“臣遵旨。陛下放心，臣一定把事情办好。”
他抬起头的时候，脸上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凝重——既不过分沉重让人觉得他在演戏，也不过分轻松让人觉得他不把灾民当回事。那种表情他练了很久，对着铜镜练的，练到他自己都信了。
五十万两银子从户部银库里抬出来的那天，张德茂亲自去验了。他站在银库门口，看着一箱一箱的白银被抬上马车，每抬一箱他的眼皮就跳一下。不是心疼，是在算账——这五十万两里，有多少能进他自己的腰包。
最后进的不是“多少”，是“四十万”。
四十万两白银被分成了几十份，装进了不同的马车，走不同的路，运往不同的方向。有的去了南方的田庄，有的去了北方的商号，有的去了东海边的盐场，有的去了西南的山里。这些银子在账本上变成了“运费”“损耗”“杂支”“地方留存”，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笔都有据可查，但每一笔加起来都不对。
真正运到灾区的银子只有十万两。
十万两，二十万灾民，每人五钱银子，不够买半个月的米。更何况这十万两还要分给四州、十八县、上百个乡镇，一层一层分下去，到灾民手里的，连五钱都没有了。有的县分到了几百两，有的县只分到了几十两，有的县连一两银子都没见到，只见到了一张户部的公文，公文中写着“赈银已发，望各州县妥善使用”。
妥善使用。
这四个字写得很漂亮，是张德茂亲笔写的，他的字确实好，笔画圆润，结构匀称，每个字都像是从字帖上拓下来的，好看得不像真的。这四个字被刻成印版，印了上百份，发往各个州县，每个县一份，一份不多，一份不少。
灾民们没有等到米。
他们等到的是一纸公文，公文上说朝廷的赈银已经在路上了，让大家再忍忍。忍了半个月，又来了第二纸公文，说赈银被大雨冲毁了道路，耽搁了，让大家再忍忍。又忍了半个月，第三纸公文来了，说赈银已经到了州府，正在往下分，让大家再忍忍。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因为已经没有人在忍了。
最先出事的是清江县。
清江县在长江南岸，是受灾最重的县之一。大水退了之后，地上全是淤泥，田里的庄稼全死了，房子倒了大半，活下来的人挤在县城的城隍庙和关帝庙里，大人小孩挤在一起，像是一筐被水泡过的萝卜，蔫的烂的好的坏的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县令姓钱，三十出头，是两年前的进士，被分到这个穷地方来当县令，心里本来就不痛快。灾情一发生，他连着上了七道急报，一道比一道急，最后一道是用血写的——不是他的血，是灾民的血。一个老人在县衙门口磕头磕破了额头，血流了一地，钱县令用布蘸了地上的血，在黄纸上写了四个字：“救命，十万火急。”
七道急报，全部石沉大海。
钱县令后来才知道，他的急报根本没有送到京城。那些急报在州府就被截住了，被一个姓钱的州同知截住了，此人跟张德茂是同乡，虽然不是近亲，但攀一攀总能攀上关系。他把钱县令的急报锁进自己的柜子里，钥匙挂在腰上，每天晚上睡觉前摸一摸，确认还在才睡得着。
清江县的粮仓在第三十天的时候见底了。
城隍庙里的粥从稠的变成稀的，从稀的变成汤，从汤变成水，从水变成什么都没有。第一天，粥还能插住筷子，第二天筷子就倒了，第三天锅底只剩下一点米汤，第四天锅是干的，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没有人去添柴，因为添了柴也没东西煮。
第五天，有人开始吃树皮。
第六天，树皮吃完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
第七天，有人在城隍庙后面的巷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的腿上少了一块肉，切口整齐，像是被刀割的。报案的人说完这句话就吐了，吐了一地，吐出来的东西是黑色的，混着一些没有消化的草根和树叶。
钱县令坐在县衙的大堂上，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的公文册，毛笔搁在砚台上，笔尖的墨已经干了，凝成一坨黑疙瘩。他把毛笔拿起来，在砚台上蘸了蘸，砚台也是干的，没有墨，没有水，什么都没有。他把毛笔放下，站起来，走出县衙，走到城隍庙门口，看着庙里那些面黄肌瘦的、眼睛凹陷的、嘴唇干裂的、皮包骨头的人。
他脱下官帽，解下官印，放在城隍庙的门槛上。
“我无能。”他说，声音不大，但庙里的每一个人都听见了，“我对不起你们。”
没有人回答他。不是不想回答，是没有力气了。一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太太朝他伸了伸手，手伸到一半就垂下去了，不知道是想说什么还是想抓住什么。
钱县令转过身，面朝北方，跪下来，磕了三个头。第一个头磕在泥水里，第二个头磕在碎瓦片上，第三个头磕在一块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石板上。他的额头破了，血和泥混在一起，糊了半张脸。
他站起来，走上城隍庙对面的鼓楼。
鼓楼是清江县最高的建筑，三层，木结构，年久失修，楼梯踩上去吱吱作响。他爬了很长时间，爬到顶楼的时候，腿在抖，气在喘，手在哆嗦。他推开窗户，看着脚下这座破败的县城，看着城外那些被洪水冲毁的田地，看着远处那条还在流淌的大江。
他没有跳。
不是不想跳，是跳之前忽然听见了城隍庙里传出的声音。不是哭声，不是哀求声，是一种更低沉、更绝望、更让人受不了的声音——是一个母亲在哄孩子睡觉时哼的摇篮曲。那声音从城隍庙的窗户里飘出来，飘过湿漉漉的街道，飘上鼓楼的顶楼，飘进钱县令的耳朵里。
他把脚从窗台上缩了回来，靠着墙壁滑坐在地上，捂着脸，哭了出来。
灾民暴动是在第三天夜里发生的。
不是清江县，是隔壁的宁远县。宁远比清江县更惨，清水灾也就罢了，宁远还闹了蝗灾，大水把蝗虫的卵冲得到处都是，水退了之后，那些卵孵化了，铺天盖地的蝗虫从东边飞过来，把灾民好不容易保住的那点庄稼啃得一根不剩。
宁远县的县令姓曹，是张德茂亲自举荐的人。曹县令在宁远干了三年，把县衙修缮一新，把县城的城墙刷了白灰，把县学的大门换成了红漆的，还在县城中心立了一座牌坊，牌坊上刻着两个字——“德政”。他的德政就是用灾民的命换银子。
赈灾款到了宁远县，曹县令扣下了八成，剩下的两成发给下面各乡。各乡的乡长再扣一半，剩下的发到村里，村里的里正再扣一半。等到了灾民手里，每人分到了三文钱。三文钱，在太平年月连一碗面都买不起，何况在灾荒年月。
三文钱。
暴动是在一个叫桃花渡的村子里起来的。起因是村里一个姓王的农夫，家里五口人，老母亲饿死在床上，妻子饿得走不动路，两个孩子抱着她的腿哭，哭得嗓子都哑了。王农夫跑到县衙门口跪着，跪了一天一夜，曹县令没有见他，只让衙役传了一句话——“回去等着，朝廷的赈银还在路上。”
王农夫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把柴刀，刀刃上还有锈，但他不在乎了。他转身走出县衙，走到街上，站在县城最热闹的十字街口，举着那把生锈的柴刀，对路过的人说了一句话。
“吃饱是死，饿死也是死。反了，至少死之前能吃一顿饱饭。”
这句话像是一个火星子落进了干柴堆里。
不到半天，桃花渡的暴动就蔓延到了整个宁远县。灾民们砸了粮仓，抢了县衙，把曹县令从后院的茅房里拖了出来，绑在县衙门口的旗杆上。曹县令光着膀子，裤腿卷到膝盖，腿上还沾着茅坑里的粪水，嘴里塞着不知道谁塞进去的一只破袜子，呜呜地叫着，叫得像是杀猪。
暴动没有停宁远。它像瘟疫一样蔓延，从宁远到清江，从清江到平湖，从平湖到安昌，从安昌再到其他十几个县。灾民们举着锄头、镰刀、木棍、菜刀，把沿途的粮仓全砸了，把沿途的富户全抢了，把沿途的衙门全烧了。他们不是军队，没有将领，没有旗帜，没有口号，他们只有饥饿。饥饿是他们的将领，是他们的旗帜，是他们的口号，是他们的军号。
朝堂上，周鹤亭终于忍不下去了。
他把奏折摔在御阶下面的时候，声音很大，大到大殿里所有人的耳朵都嗡嗡响。奏折散开了，纸页飞了一地，有的落在金砖上，有的落在朝臣的靴子上，有的落在张德茂的脚边。
张德茂低头看了看脚边那张纸，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最上面一行写着“户部赈银拨付明细”，下面是一长串数字，数字的末尾用朱笔圈了一个圈，圈里写着四个字——“账实不符”。
他抬起头，看着站在御阶下面的周鹤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那种刻意压制的不动声色，是真的没有表情，像一面擦干净了的镜子，照出什么就是什么。
周鹤亭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子火气，那股火气从他嘴里喷出来，喷到殿顶的横梁上，弹回来，又喷回去。
“户部拨银五十万两，实际运到灾区的不到十万两。四十万两银子的去向，户部的账目上一笔都没有。张大人，这四十万两银子，是被老鼠吃了，还是被大风吹走了，还是被你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张德茂没有看周鹤亭。他看着殷昭，语气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陛下，臣主管户部，每一笔账目都有据可查。周首辅说账实不符，请他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就是诬陷。”
“证据？”周鹤亭从袖子里抽出一叠纸，扬在手里，“清江县县令七道急报，全被截留在州府；宁远县赈银发放明细，县衙存档的数目与上报户部的数目差了五倍；平湖县粮仓账目，存粮三万石，实际不到三千石——张大人的‘据’，在哪里？”
张德茂笑了。
那笑容很好看，嘴角微微上翘，眼睛微微眯起，既不过分张扬，也不过分内敛，就是那种恰到好处的、让人挑不出毛病的笑。笑着笑着，他转向殷昭，声音里多了一丝委屈，像是被冤枉的好人在向青天大老爷喊冤。
“陛下，臣自上任以来，兢兢业业，从不敢有半分懈怠。周首辅今日当殿弹劾臣，臣不敢说周首辅别有用心，但臣想问一句——周首辅的证据从何而来？是谁在背后给周首辅递刀子？臣在朝堂上得罪了谁，谁就要置臣于死地？”
他每说一句，殷昭的脸色就白一分。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殷昭的脸已经白得跟殿外丹陛上的汉白玉差不多了。
周鹤亭的手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气的。他握着那叠证据的手抖得像风中的树枝，纸张在他手里哗啦哗啦响，像是在替他说话。他的嘴唇动了好几次，想说什么，每次都被张德茂的声音盖过去了。
“够了！”
殷昭的声音从龙椅上砸下来，砸得很重，砸得大殿里所有人都矮了半截。
他看着周鹤亭，又看着张德茂，在两个之间来回看了好几遍，最后把目光停在周鹤亭身上。“周爱卿，此事朕自会派人查证。你先退下。”
周鹤亭站在原地，没有退。
他看了殷昭很久，久到殿内的烛火跳了好几下，久到站在后排的朝臣们开始偷偷交换眼色。然后他把那叠证据收起来，塞回袖子里，转身走出了大殿。他的背影很直，直得像一根柱子，但走得慢，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像是在等什么人叫他回去，又像是怕走得太快了会摔倒。
张德茂站在朝堂上，低着头，嘴角那抹笑容还挂着，但角度变了。从“被冤枉的好人”变成了“得胜回朝的将军”，变的角度很小，小到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大殿里至少有七八个人看出来了。这七八个人有的移开了目光，有的低下了头，有的把笏板举高了一点，挡住了自己的脸。
护国长公主府。
晏无霜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封信。信是赵广之的人从南方带回来的，信封上沾着泥巴和汗渍，边角磨破了，里面的信纸也被汗水洇湿了一小块，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看清。
她看了三遍。
第一遍看内容。第二遍看细节。第三遍看信纸反面——反面什么都没有，但她的拇指在纸面上多停留了一息，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
信纸上写着几笔银子的去向——哪一天，从哪条路，运到了哪个庄子上，庄子是谁的名下的，名下的田产有多少亩，亩产多少石，折银多少两，银两又流向了哪个商号，商号的东家是谁，东家跟张德茂是什么关系。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比户部的账目清楚一百倍。
赵广之虽然被调去了太仆寺管马，但他的人还在，那些兵还认他，那些将领还听他的。他的人从户部的银库一直跟到南方的田庄，从田庄跟到商号，从商号跟到张德茂的府邸，从府邸跟到后院那棵桂花树底下——银子进了后院就没再出来。
晏无霜把信纸折了两折，塞进袖子里，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在下雨，不是南方那种瓢泼大雨，是京城常见的牛毛细雨，细细密密的，像是有人在拿一把极细的筛子在筛水。雨丝落在银杏叶上，叶子被打湿了，绿得发亮，绿得能照见人影。
紫苏端着一碗银耳羹走进来，把碗放在桌上，看着晏无霜站在窗前发呆，犹豫了一下，轻声问了一句：“小姐，不管吗？”
晏无霜没有回头。她看着窗外的雨，雨丝一根一根地从天上落下来，落在银杏叶上，落在石桌上，落在殷妍昨天练剑时扔在地上的桃木剑上。桃木剑被雨水打湿了，剑柄上的红绳颜色变深了，从鲜红变成了暗红，像是什么东西在上面凝固了。
她把袖子里的那封信又摸了出来，折了两折，塞得更深了。
“该我出手了。”晏无霜说。
她的声音不大，但紫苏听见了，手里的银耳羹差点没端稳。她看着晏无霜的背影，看着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一滴一滴的，滴在窗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水花溅到晏无霜的袖口上，袖口湿了一小块，她也没去擦。
“皇上还太嫩。”
晏无霜转过身，从墙上取下佩玄剑，挂在腰间。剑鞘上的铜饰在阴雨天的光线里显得暗淡，像是蒙了一层灰。她用手指抹了一下，铜饰亮了一些，但没完全亮。她没再抹第二次。
紫苏张了张嘴，想问什么但没问出口。她看着晏无霜从书房门口走出去，走进雨里，经过院子里的银杏树，经过殷妍练剑的那块空地，经过石桌上那碗还在冒热气的银耳羹。雨水落在晏无霜的肩上，落在她腰间佩玄剑的剑鞘上，落在她鬓角那几根藏不住的白发上。
院门口，沈逐月靠在门框上，手里没有花生，雨天的花生受潮了，不好吃，他没买。他看见晏无霜走过来，从门框上直起身子，拍了拍肩膀上的雨水。
“进宫？”他问。
“进宫。”晏无霜说。
沈逐月没再问，从门后拿出一把伞撑开，撑在晏无霜头顶上。伞是油纸伞，旧了，伞面上画着一枝梅花，梅花的颜色已经褪了大半，只剩下淡淡的粉色的影子，像是谁在纸上画了一笔又一笔，擦了一回又一回，最后什么都没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