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撞上的回声还没散尽，沈君则已经撕开了信封。
里面只有一张纸，折叠成三折。展开的瞬间，一股腥甜的味道扑面而来。纸上的字不是墨水写的——暗红色的痕迹渗进纸张纤维，边缘发黑，有些地方已经干裂成了碎屑。
血。
他认得这种颜色，也认得这种气味。
信的开头没有称呼，直接是一行字：“沈君则，二十年前你父亲查到了不该查的东西。”
笔迹和信封上的收件人不同，这封信是另一个人写的。字体工整得像印刷体，但仔细看每个字的末笔都有轻微的颤抖——写信的人非常兴奋，或者非常愤怒。
他继续往下看。
“他以为凿开那堵墙就能找到答案，但他不知道，墙里的东西早就不在了。四十九封信，我藏了四十九封在那堵墙的夹层里，每一封都用血写的，每一封都写着你父亲的名字。他发现了墙被砌过的痕迹，但他打开的时候，里面是空的。你猜那些信去哪了？”
沈君则的瞳孔骤然收紧。
十二岁那年的深夜，父亲凿墙的场面像刀子一样刻在他脑子里。那堵墙在书房最里面，表面刷着白灰，但父亲说“这堵墙不对劲”。半夜三更，他抡起锤子砸开墙面，砖头一块块扒下来，灰土呛得人咳嗽。母亲在旁边哭，问他疯了没有。父亲不理，扒到最后，墙里面果然有个空洞。
空的。
连灰都没有，干干净净，像是被人提前打扫过。
父亲当时脸上的表情他至今记得——不是失望，是恐惧。一个刑警队长，见过无数凶杀现场的人，对着一个空墙洞露出那种表情，像见了鬼。
沈君则那时候不明白，后来他当了警察，渐渐想通了。那堵墙里本来藏着什么东西，有人提前拿走了，而且那个人知道父亲会去凿墙，所以故意把东西清空，就为了让父亲看到“空”的那一刻——那是一种警告。
信中接着写道：“你父亲三个月后就死了，车祸，刹车失灵。没人觉得奇怪，因为他是刑警，这种事在滨江不稀奇。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是那个时候？他刚刚查到一个名字，刚刚摸到那条线的边缘，就死了。沈君则，你猜那个名字是什么？”
他没有继续往下读，把信翻到最后一页看落款。
两个字：“审判者。”
笔迹和开头部分不同，这两个字写得很随意，像是签名时放松了警惕，露出了本来的书写习惯。沈君则盯着这两个字看了五秒，记住了每一笔的走向。
信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这只是第一封。还有四十八封，藏在这座城市的墙缝里。我会一封一封寄给你，直到你找到真相，或者直到你和父亲一样，在查到某个名字的时候，突然死了。”
他把信重新折好，装回信封，放进内侧口袋。
天已经完全黑了。江风吹得铁架嗡嗡响，烂尾楼里没有任何别的动静。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听着风声判断周围有没有人——没有呼吸声，没有脚步声，只有风穿过钢筋水泥的空洞回响。
下楼的时候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在楼梯边缘，避免发出声响。到了底楼，他没有马上出去，而是贴着墙观察外面的路面。月光很暗，停车场只有他那辆帕萨特，周围没有车灯，没有人影。
他走出去，拉开车门的时候余光扫到对面江堤路上停着一辆车。
黑色迈巴赫，挂着滨D·88888的牌照。
车窗半开，一缕烟雾从里面飘出来。借着路灯，他看见一只夹着雪茄的手，手指修长，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色的戒指。看不清脸，只能看到半张脸的轮廓，和雪茄燃烧时明灭的火光。
沈君则收回目光，上车，点火，驶离停车场。他没往江堤路方向走，而是绕了个圈从另一头上了主路。后视镜里，那辆迈巴赫没有跟上来。
他记住了这个车牌。
回到市局已经是晚上九点四十。他把车停在院子里，刚走到大门口，一辆黑色奥迪就从侧面斜插过来，差点蹭到他裤子。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男人，四十出头，穿着皱巴巴的衬衫，手里拎着半瓶茅台，脸红得像煮熟的螃蟹。他踉跄着走过来，一巴掌拍在沈君则肩膀上：“老同学！听说你高升了，我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给你道喜！”
沈君则扶住他胳膊，脸上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笑容：“何振，你怎么来了？”
何振，省厅督察总队副总队长，警校同届。两人当年住同一间宿舍，上下铺。毕业后一个去了刑侦，一个去了督察，十几年没怎么联系。他突然出现在滨江，还喝成这样，不合常理——督察的人在这种敏感时间出现在敏感位置，本身就是个信号。
沈君则扶着他肩膀，靠近的时候深吸了一口气。
没有酒味。
茅台瓶口封膜完好，瓶身外面的酒渍是倒上去的，不是洒出来的。何振身上只有汗味和车里的皮革味，呼吸里一丝酒精都没有。
他在装醉。
“走走走，找个地方接着喝！”何振拽着他往车里拖。
“今晚不行，”沈君则不动声色地把他的手从肩上拿下来，“局里有案子。”
何振盯着他看了两秒，眼神忽然没那么浑浊了：“案子？你才上任第一天。”
“对，第一天就有案子的局长，说明这个地方水很深。”
何振没接话，咧嘴笑了笑，松开手，转身晃晃悠悠地回了车里。沈君则目送奥迪驶出院门，掏出手机记下了时间：二十一点四十三分。
法医室在技术楼三层，灯还亮着。沈君则敲了两下门推门进去，刘法医正坐在显微镜前做切片，白大褂袖口沾着暗色的污渍。
刘法医，滨江市局资历最老的的技术人员，干了二十二年法医，经手过三千多具尸体。五十出头，头发花白，指甲修剪得很干净，和那些污渍形成奇怪的对比。
“刘老师，帮我鉴定一样东西。”沈君则把信封放在不锈钢台面上。
刘法医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放下手里的切片，戴上手套。他拿起信封，只扫了一眼，手指就顿住了。
“这东西哪来的？”
“匿名寄来的。”
刘法医没再问，把信封凑到灯下仔细观察。他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又抽出里面的信纸展开，眉头越皱越紧。
“墨迹是人血混合碳素墨水，比例大概一比三。”他的声音很平，但沈君则注意到他右手食指在桌上无意识地敲了两下，“纸张是1987年市局配发的警用便签纸，纤维特征对得上。DNA鉴定我能做，但要提取到足够完整的样本，至少需要三天。”
沈君则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他右手上。那只手刚才还在敲桌子，现在已经不敲了，但手套指尖的位置微微凹陷——他在用力捏那张信纸，用力过猛，连手套都勒出了痕。
“刘老师，有什么不对吗？”
刘法医抬起头，眼神闪了一下：“没有。三天后给你结果。”
沈君则没有追问，说了声“辛苦了”，转身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听见身后传来打火机点烟的声音——法医室里禁止抽烟。
他把门带上，在走廊里站了三秒。
刘法医看信的时候手抖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兴奋，就像一个猎人看到了追踪二十年的猎物脚印时那种瞳孔放大的兴奋。
他认识这个信封。
或者，他认识写信的人。
沈君则摸了摸口袋里那封信，转身朝楼梯走去。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孤零零的声响，一下，又一下。
走到二楼拐角，他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在信封背面记下了刘法医敲桌子的次数：两次，间隔零点三秒。
然后他把笔帽咬回原位，卡榫发出一声轻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