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碗里的光晃了一下，又稳了。林昭坐在凳子上，裴砚之站在门口，靠着门框，没有坐。
陈世安没有马上说周怀礼的事。他给林昭倒了一碗水——就是涮笔的那碗水倒了，换了一壶凉茶。粗茶，发苦，但解渴。
他说起了大理寺的旧事。说他在那里做了十二年仵作，验过多少具尸体他记不清了。说大理寺的仵作不如夜司的地位高，但活儿不少——京城里的命案、疑案，大理寺都要过手。说他的师父教他"看骨头不看脸，骨头不会骗人"。
说了大约一个时辰。日头偏西了，光从窗口移到了地面上。
林昭听着，没有打断。她等陈世安说完了大理寺的事，等他端起碗喝了口茶，放下了。然后她问了一句。
“陈先生——您在大理寺那几年，有没有验过一桩不寻常的案子？”
陈世安的手搁在碗沿上，拇指摩挲着碗壁。沉默了几息。
“有一桩。”
他的声音低了半截，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
“十八年前——一个姓周的香粉商人，叫周怀礼。送到大理寺的时候已经死了。死在自家铺子的后院卧房里。报上来的时候说是’暴病’——铺子里的伙计报的案。”
“您验了。”
“我验了。”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那幅字前面，背对着林昭。
“致命伤在胸口。一刀——从第四肋骨间隙刺入，贯穿心脏，刀尖从后面透了出去。一刀毙命。手法很利落，没有犹豫，没有偏移。是练家子干的——普通人下不了这么准的刀。”
“那记录上为什么写的是’暴病’？”
陈世安转过身来。他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委屈——那些情绪大概在十八年前就已经磨没了。剩下的是一种灰蒙蒙的苦笑，嘴角扯了一下，没扯开。
“我写了’刃伤’。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胸口刃伤一处，深透胸腔，刺穿心脏，系致命伤’。第二天去归档——档案被改了。我的’刃伤’被人用墨涂了，改成了’暴病身亡’。”
他顿了一下。
“大理寺卿把我叫去。说’你验错了，重写一份’。我说我没验错。他说’你再看看尸体’。我说不用看了，一刀穿心，错不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被除名了。理由是’验尸操作不当，损毁证据’。三个月后走的。户籍也给我注销了——京兆尹那边下的条子，说我自己申请迁出。我什么时候申请过？”
他笑了一下，这回笑出来了，但比哭还难看。
“改档案的人是谁？”
陈世安看了裴砚之一眼。他看了一会儿，像是在判断什么。
“不是大理寺卿本人。但大理寺卿默许了——他是点了头的。能让大理寺卿点头的人，在京城来头不小。”
“您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没名没姓。但改档案那天——大理寺后门停了一辆马车。没有标识，黑漆的车厢，窗帘遮得严严实实。有人看到从马车里下来一个人，穿黑衣，戴帷帽，进了大理寺的后门。前后不到半个时辰就出来了。没人看清脸。”
他伸出手指在空中比了一下。
“但那个人走路——跟普通人不一样。脚步很轻，重心很低。练过功夫的人。”
林昭和裴砚之对视了一眼。重心低，脚步稳——跟何春生的走路姿势一样。
“陈先生——那个周怀礼，他生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陈世安想了想。他走回凳子旁边坐下，两只手交叉着搁在膝盖上，拇指又开始搓裤缝了。
“有。他死之前——大约一个月——忽然变得很有钱。”
“怎么说？”
“周记香粉铺在东市开了二十多年，生意一直一般。铺面不大，伙计只有两个。但死前那一个月——他忽然翻新了铺面，换了新柜台，添了三口新锅灶，还雇了四个伙计。他老婆说那笔钱是’亲戚借的’——但验尸的时候我看到了他贴身衣裳里缝着一张银票，五百两。东市的香粉铺掌柜——一个月前还穷得叮当响，忽然身上缝着五百两银票。”
五百两。一个香粉铺掌柜一年的利润也不过几十两。五百两——不是借的，是有人给他的。
“他死前那一个月——有没有出过远门？”
“他老婆说没有。但伙计说——他死前二十天左右，失踪了三天。回来之后人就变了。话少了，夜里不睡觉，在后院转来转去。伙计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然后过了二十天就死了。”
林昭坐在凳子上，手里的茶碗已经凉了。她把碗搁在脚边的地上。
周怀礼死前二十天失踪了三天。回来之后发了一笔横财。然后被刀刺死。
三天——够从京城去一趟龙泉镇了。
他是去了龙泉镇。去了何家作坊。他在那里看到了什么——或者拿到了什么。然后有人给了他五百两，让他闭嘴。他不肯——或者他没来得及闭嘴——就被人杀了。
五百两。不是封口费就是买命钱。但周怀礼还是死了——说明他拿钱之后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也许他想拿着证据去报官。也许他只是跟别人说了他不该说的话。
“陈先生——我父亲来的时候，问过您这些吗？”
“问了。从头到尾都问了。我跟他说了刀伤的事，说了档案被改的事，说了黑衣人的马车。他还问了一件事——周怀礼失踪三天那段时间，有没有人看到他跟什么人接触过。我说不知道，我不查这些，我只验尸。”
他顿了一下。
“你父亲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陈兄——委屈了。白骨不会撒谎，你也从来没有。'然后他给我写了那幅字。”
他指了指墙上那幅褪了色的字。
“我挂了十八年了。”
林昭站起来，走到墙前，把那幅字看了一遍。父亲的笔迹她太熟了。每一个笔画的走向、每一处收笔的上挑——都是他的手。十八年前的墨迹，纸都黄了，但字还在。
她没有伸手碰那幅字。她转过身来。
“陈先生——谢谢。”
“你父亲也说过这两个字。我说不用谢。他说不是谢你——是替那个姓周的谢。死了十八年，死因被人改了——总得有人知道真相。”
林昭点了下头。她走到门口，裴砚之已经站在门外了。天黑了——柳泉镇没有路灯，只有镇口几户人家的窗户里透出来昏黄的烛光。大柳树的枝条在晚风里"沙沙"地响。
林昭站在柳树下。
周怀礼死前一个月发了一笔横财。五百两银票缝在衣裳里。他去了龙泉镇三天——去了何家作坊。他看到了什么，拿到了什么。有人给了他钱让他闭嘴。然后他被杀了。杀他的人——那个穿黑衣的、练过功夫的人——跟何春生的走路姿势一样。
何春生练过武。何春生每隔三个月给"周先生"写"一切如常"。周先生——周怀礼——已经死了十八年。那些信寄给谁？
如果周怀礼已经死了——何春生寄信的地址是"京城永安坊西巷第七户"——五年前拆迁了。但五年前之前，那里确实收过信。周怀礼十八年前就死了。那五年前收信的人——不是周怀礼本人。
是另一个人。一个用了"周先生"这个名字的人。
周怀礼死了。但"周先生"还活着。
裴砚之牵着马走过来。
“走吧。天黑了路不好走。”
林昭没有动。她站在柳树下，手扶着树干。树皮粗糙，跟她院子里那棵槐树的皮不一样——柳树的皮是纵向裂的，槐树的是横向裂的。
她的手指摸到了树干上一处凹痕。低头看了一眼——是一个被刻进树皮里的字。笔画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子用刀尖刻的。看不清是什么字，已经被树皮愈合的疤痕挤得变了形。
裴砚之已经在前面牵马走了几步。林昭松开扶着树干的手，跟了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