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七点，大理。
江岁晚在客栈的院子里醒来。不是被闹钟吵醒的，是被鸟叫声吵醒的。她昨晚九点就睡了，比在家的"十一点前睡觉"早了两个小时。
客栈在洱海边上，是个白族老院子改造的，青瓦白墙，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她住的房间推开窗就能看到洱海，早上雾气没散，水面灰蒙蒙的，苍山隐在雾后面，只露出一条模糊的轮廓线。
她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面前支了块画板。从包里拿出铅笔和速写本，翻开空白页。
手搁在纸上，没动。
院子里很安静。石榴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远处有鸡叫，隔壁房间有人开门出去，拖鞋踩在石板上啪嗒啪嗒的。
她看了一眼洱海方向。雾散了一点，水面透出一小块蓝。
然后她画了一笔。
铅笔落在纸面上，轻轻的，画了一条弧线。是苍山的轮廓。她盯着那条线看了一会儿，又画了一笔。洱海的水面。再一笔，天和水的分界线。
笔尖碰到纸面的那一刻，她觉得像是什么东西回来了。不是灵感，不是技巧。是一种手感——好久没画东西的那种手痒的感觉。像失散了很久的老朋友，见面了不用寒暄，坐下来就聊上了。
她画了一个老人在洱海边钓鱼。老人坐在小马扎上，背微微弯，手里拿着鱼竿，脸上的皱纹很多，表情很安详。江岁晚是昨天傍晚到客栈的时候看到的，老人就在岸边，坐了一整个黄昏，不知道钓没钓到鱼。
画完之后她看着速写本上的老人，忽然明白了一件事——灵感不是"找"来的。是等来的。
她以前总觉得灵感是撞来的，像中彩票一样，得碰。撞上了就画得出来，撞不上就干坐着。但坐在大理的院子里画那个钓鱼老人的时候，她什么都没"撞"到。她只是安静地坐着，看了一会儿，等了一会儿，手就动了。
就像她等沈砚深一样。十二年的等待不是焦急的、焦虑的、抓心挠肝的等。是一种安静的、笃定的、不慌不忙的等。等到了就到了，没等到也不影响她好好活着。
灵感也是。
她拿出手机给沈砚深发了一条消息：「画出来了。」
过了两分钟，他回了：「画了什么？」
她想了想，打字：「一个钓鱼的老人。」
沈砚深：「画了多少？」
她：「一笔。」
她又说：「不，很多笔。但第一笔最重要。」
沈砚深：「一笔也是画。」
她看着这四个字，嘴角弯了一下。
沈砚深又发了一条：「等你回来。」
她回：「好。」
——
在大理的第一天她画了那个钓鱼老人。第二天画了客栈老板娘养的橘猫，那猫胖得跟个球似的，趴在窗台上晒太阳，尾巴一甩一甩的。第三天下雨了，她坐在屋檐下画雨——不是雨景，就是雨。雨打在石榴树叶子上，叶子一弹一弹的，她画了很多张都没画准那个弹动的频率。
第四天她沿着洱海骑了一下午自行车，骑到双腿发软，在一个小村子的路边摊吃了碗饵丝。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白族女人，围着围裙，手脚麻利，边煮饵丝边跟隔壁摊的人聊天。江岁晚坐在旁边画了她——画的是她搅锅的动作，手上的青筋鼓着，围裙上沾了油渍。
第五天她去了喜洲古镇，在一家老宅子里坐了一下午，画了院子的照壁和门楼上的木雕。木雕已经旧了，漆掉了一半，但花纹还在。
第六天她哪儿都没去，就坐在客栈院子里画石榴树。石榴刚结了果，青绿色的，比乒乓球大一点。她画了三个角度，最后一张最好——从下往上仰视，石榴挂在枝头，背景是白族建筑的飞檐和一片蓝得不真实的天。
第七天她收拾行李准备回去。速写本用了大半本，草图画了四十多张。没有一幅是"大作"，都是随手画的小东西。但每一张都画完了。没有撕掉一张。
她在机场给沈砚深发消息：「我回来了。」
沈砚深：「好。我去接你。」
她：「不用。我自己打车回去。」
沈砚深：「要。」
还是那个语气。短，不容商量，但你知道他不是在命令你，是在告诉你他想来。
飞机落地的时候她看了一眼窗外。昆明的阳光刺得她眯了眯眼。
取完行李往出口走的时候，她远远看到一个人站在接机的人群里。深色外套，手里没拿牌子，就那么站着。
她的步子快了一点。没跑，但快了。
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伸手接过她的行李箱。箱子的拉杆有点涩，他拽了一下才拉出来。
"重吗？"他问。
"不重。就带了画具和几件衣服。"
他拉着箱子往外走，她跟在旁边。机场外面风很大，她的头发被吹得糊了一脸。
"大理怎么样？"
"画出来了。"
"我知道。"他说，"你发了四十三张草图给我。"
"你看过了？"
"每张都看了。"
她看了他一眼。他拉着行李箱，步子不快不慢，领子被风吹得翻起了一半。她伸手帮他把领子翻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