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七点，大理。
江岁晚是被鸟叫吵醒的。
不是城市里那种偶尔传来一声的麻雀叫，是铺天盖地的、此起彼伏的鸟鸣，像有人把一整片山的鸟都放进她窗户里来了。她迷迷糊糊翻了个身，被子滑下去半截，胳膊上凉飕飕的。
睁开眼，看到的是木格子窗。阳光从窗格缝里斜着切进来，在地上画了几道亮条。
她躺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自己在哪。
客栈叫"半山小院"，在洱海边一个小村子里，离大理古城大概二十分钟车程。院子不大，三层楼，白墙灰瓦，院子里种了两棵石榴树和一丛不知道名字的花。老板姓陈，六十出头，头发花白，以前在美院教过书，退休后来大理开了这家客栈。
昨天下午到的。陈老板帮她把行李拎上二楼，泡了壶茶，聊了几句。听说她是画插画的，老人挺高兴，说"那你来对地方了，这儿的颜色够你画一年的"。
她昨天没画画。到了之后就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喝喝茶，看看山。傍晚沿着洱海边走了走，天黑后回来吃了碗陈老板煮的米线，九点就睡了。
睡得很沉。这是她这半个月来睡得最好的一觉。
江岁晚起来洗了把脸，换了身衣服下楼。院子里没人，陈老板大概还没起。她搬了把竹椅坐在廊下，面前是洱海，远处是苍山。山顶有云，白得发亮，像是被人擦洗过的。
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带着一点水汽和草的味道，凉凉的，刮在脸上很舒服。
她坐了大概半小时，什么都没想。
然后她回房间拿了速写本和铅笔，坐回竹椅上，翻开一页空白的纸。
铅笔搁在纸上。
她没动。
但这回跟在画室里的感觉不一样。在画室里她是焦虑的，脑子像拧紧的发条，越转越紧，最后卡死了。但在这儿，她的脑子是松的，像被风慢慢吹开了一道口子。
她看见了湖边有个人在钓鱼。
一个老人，穿着深蓝色的旧外套，坐在一块石头上，手里握着一根竹竿。鱼线垂在水里，一动不动。老人的姿势很安静，不像是在等鱼，倒像是在跟水说话。
江岁晚看着那个老人看了很久。
然后她低下头，在纸上画了第一笔。
是一条线。老人的肩膀。
她顺着那条线往下画，肩膀、手臂、鱼竿、水面的波纹。画得很慢，每一笔都停一下，看看远处那个老人，再落笔。
不到半小时，草图画完了。老人的表情她画得最仔细——不是笑，也不是发呆，是一种很安详的、什么都不着急的样子。
她看着这幅草图，忽然明白了什么。
灵感不是"找"来的。你越找它，它跑得越远。它是"等"来的。你把心放下来，安静地待着，它自己就来了。就像那个老人钓鱼——他没在追鱼，他就是在那儿坐着，鱼自己上钩了。
她拿起手机，给沈砚深发了条消息。附带拍了张草图的照片。
「画出来了？」
「画了一笔。」
「一笔也是画。」
她看着这四个字，笑了。换了别人可能说"就一笔有什么好高兴的"，但他不会。他懂。
「嗯。」她回。
「等你回来。」
「好。」
她把手机放下，继续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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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她每天早上去院子里坐一会儿，然后出门。沿着洱海走，走到哪算哪。看到想画的东西就停下来，掏出速写本画几笔。
她画了洱海边的渔船，画了古城巷子里的卖花老太太，画了苍山脚下一片被风吹歪的向日葵，画了客栈厨房里陈老板切菜的背影。
没有一幅是精稿，全是草图和速写。但每一笔都画得舒服，不拧巴。
她拍了好多照片。洱海的光、苍山的云、白族民居的墙、路边不知道谁家晾的扎染布——那些颜色她在城市的画室里永远调不出来。
第四天晚上，陈老板看她坐在院子里修草图，端了壶茶过来。
"画得不错。"老人看了两眼，"有灵气。"
"您过奖了。"
"不是过奖。我教了三十年书，看得出来谁是真的在画，谁是在交作业。"陈老板把茶壶放下，"你前几天刚来的时候，眉心拧得能夹死苍蝇。今天松了。"
江岁晚摸了摸自己的眉心，没说话。
"找着感觉了？"
"算是吧。"她想了想，"不是找到了，是等到了。"
陈老板笑了笑，没再说什么，转身回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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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江岁晚拖着行李箱走出大理机场的到达厅。
外面在下小雨。她站在门口掏手机，给沈砚深发了条消息：「我回来了。」
那头几乎是秒回：「好。我去接你。」
「不用，我自己打车——」
「要。」
她盯着那个"要"字看了两秒，把后半句话删了。
"嘚瑟。"她又嘟囔了一遍，但嘴角是往上翘的。
雨丝飘在脸上，凉凉的。她把行李箱往里推了推，靠在柱子上等。
到达厅的电子屏滚动着航班信息，有一行字闪了一下，跳成了红色的"延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