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八点，天还没大亮，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就已经挤成了罐头。
空气里混着凉飕飕的雾气和早点摊子的油烟味。警戒线拉得很长，维持秩序的民警忙得脑门冒汗。来的人太多了，有挂着长枪短炮的记者，有举着黑白照片的老太太，还有不少穿着西装或者是夹克的男人——那是曲艺圈的，以前一个个脑满肠肥，这会儿都板着脸，像是在参加谁的追悼会。
铁头来得早，抢了个好位置，但他没进去，站在门口抽烟。霍铮穿着制服，没带警帽，站在他旁边，手里捏着一瓶矿泉水，没拧开。
“人真多啊。”铁头吐了个烟圈，眯着眼睛看那长队，“看来这老小子得罪的人，比我想的还多。”
“法不责众，但这账是得算的。”霍铮淡淡地说了一句，拧开瓶盖喝了一口，“里面留的位置不够，你也别进去了，就在外面等着吧。”
“我进去干啥？看着那老小子我就想吐。”铁头把烟头扔地上，用鞋底狠狠碾灭，“我在门口等结果就行。”
姜乐是从侧门进去的。
她没穿那种很正式的黑西装，还是平时那身打扮，只不过洗得干干净净，连个褶子都没有。头发扎了个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法警核对了身份，领着她穿过长长的走廊。
走廊里很安静，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哒、哒、哒，声音清脆得有点刺耳。这声音让姜乐想起了昨天晚上的老剧场，想起了那两把太师椅，想起了顾明那个疲惫的背影。
走到证人等候室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
霍铮没跟进来，他去了旁听席。那是第一排，正对着被告席。
九点整。
“砰！”
法槌敲击的声音，沉闷，有力，像是敲在人的心口上。
全场起立。那个穿着法袍的审判长坐了下来，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像是庙里的泥塑。
“带被告人顾明到庭。”
侧门开了。两个法警一左一右，押着顾明走了进来。
他换衣服了。昨天那身笔挺的中山装和大衣不见了，身上穿的是看守所发的灰色马甲和便裤，脚上踩着塑料拖鞋。头发好像比昨天更白了一些，乱糟糟的，像是顶着一蓬枯草。
但他走得很稳。
脊背挺得笔直，脚步不急不缓。他走到被告席那儿站定，甚至不用法警搀扶，自己调整了一下位置。然后他抬起头，目光越过头顶的摄像头，越过高高的审判席，一直落在那枚悬挂在正上方的国徽上。
他没有看旁听席，也没有看任何人。就像这法庭里除了他和那枚国徽，其他都是空气。
公诉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眼镜，声音很洪亮。他站起来，拿起那厚得像砖头一样的起诉书，开始念。
“被告人顾明，男，1956年生……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行贿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
罪名一大串，每一个词都像是蘸了盐水的鞭子。
空气变得很粘稠。旁听席上有人开始抹眼泪，有人咬着嘴唇，青筋都爆出来了。铁头虽然没进去，但也能想象那个场面。
当公诉人念到“2001年，受害人姜云天因发现被告人犯罪线索，遭到报复，不幸身亡”的时候，法庭里传来一阵骚动。
有人在抽泣，有人低声骂了一句：“畜生。”
审判长敲了一下法槌：“肃静。”
姜乐坐在等候室里，手里紧紧攥着那个空荡荡的水杯。她的指关节发白，但呼吸很平稳。那是她练了多少年的定力，在台上不管台下怎么闹，只要开了口，这就是你的场。
公诉人念了整整四十分钟。
念完最后一个字，他合上卷宗，坐了下来。
审判长看了一眼公诉人，又看了一眼被告席，然后目光扫向侧边。
“传证人姜乐出庭。”
门开了。
姜乐站起来，深吸了一口气。她推开门，走了进去。
那一瞬间，无数道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她身上。有同情的，有好奇的，有审视的。她感觉自己像是个没穿衣服的小丑，被人放在显微镜底下看。
但她目不斜视。
她走过旁听席的过道。那里坐满了人，霍铮就坐在第一排。他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当姜乐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霍铮的手指在桌下猛地握紧了，指节发白，但他没有抬头看她。
他们没有对视。
就像两条平行线，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虽然为了同一个目标，但这时候不能有交集。
姜乐走上证人席。那里有个高脚凳，但她没坐，而是站着。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
法警递过来一张纸。
姜乐接过来，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放下。她抬起右手，握拳，那个动作像极了小时候父亲教她的样子。
“我保证……”
她的声音不大，但在那个安静的法庭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以人格担保，如实作证，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说完，她放下了手。
然后，她转过头，目光越过那个冰冷的话筒，越过了那道栏杆，落在了被告席上。
顾明也正好转过头来。
这是那天凌晨在老剧场分开之后，他们第一次见面。顾明的脸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平静，只是眼袋更深了。他看着姜乐，眼神里没有怨恨，也没有恐惧，反而带着一种奇怪的……安宁。
就像是在看一个刚下台的同台演员。
顾明伸出一只手，把面前的话筒往自己这边拉近了一寸，那个动作很轻，麦克风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啸叫。
“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