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戏单就摊在那张缺了一角的方桌上，台灯昏黄的光圈打在上面，像是要把那些泛黄的纸页都烤化了。
陈小虎凑近了看，鼻尖都能闻到那股子陈年纸张特有的霉味儿，混着点旱烟味。这味道不好闻，但他觉得踏实。
爷爷的手指头粗糙得像老树皮，指甲缝里还残留着点没洗净的油彩，这时候正指着其中一行字。那字是用毛笔写的，墨色都渗到纸背面去了，劲道得很。
“看这儿，”爷爷声音闷闷的，“民国二十四年，秋。你师祖记的：县城大戏台，观者寥寥。议定：开场前加急急风三通，以此聚人。”
陈小虎心里咯噔一下。
急急风？那是川剧里锣鼓最密、节奏最快的一种打法，平时都用在两军对垒或者火烧眉毛的时候。拿这玩意儿当开场前奏？这就好比现在的摇滚乐开场，动静大得能吓死人。
“那时候没人看戏，你师祖急啊。”爷爷磕了磕烟斗，续上一锅烟叶，没点火，“他就想了个招，每次开演前，先在门口敲这三通急急风。那动静一响，半条街都能听见。大伙儿好奇啊，就凑过来看。这一看，人就被勾住了。”
陈小虎手指顺着那行字往下划。
又见一条：“民国二十六年，春。改水袖，去三寸，以便武戏翻跌。”
再往下：“民国三十年，冬。戏词太涩，听不懂。拟书白字挂于台侧，此法名‘水牌’。”
陈小虎猛地抬起头，瞪大了眼睛看着爷爷：“水牌？这不就是现在的字幕吗？挂侧面的白字？”
“对，就是字幕。”爷爷吧嗒一口烟，吐出来的烟圈在灯光下散开，“那时候没电，就让人举着牌子站在台口，一场戏换七八次牌子。那举牌子的伙计，后来都成了咱们团的活字典。”
陈小虎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的。他一直以为加字幕、搞灯光是什么洋玩意儿，是背叛祖宗的创新。合着这老祖宗在一百年前就玩剩下的？
“您……您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这茬？”陈小虎嗓门都颤了。
爷爷把烟枪往桌角一搁，瞧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色，慢悠悠地说：“提那个干啥？以前啊，咱们日子能过，戏有人看，就用不着这些旁门左道。现在嘛……嘿，世道变了，老皇历翻不得了。”
老爷子转过头，浑浊的眼珠子定定地看着陈小虎：“小子，改良这事儿，从来不是什么新鲜词。川剧能传这一百多年，不是因为它没变，恰恰是因为它一直在变。当年昆曲进川，不也改得面目全非才有了后来的川剧吗？不变，早就死在土里了。”
陈小虎感觉压在胸口那块大石头被人搬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子热血往上涌。他一拍大腿：“爷爷，那您是支持我改良了？我这就去把李师傅他们说通，咱们明天就……”
“急什么！”爷爷眉毛一竖，那股子威严劲儿还在，“坐下。”
陈小虎一屁股坐回板凳上，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
爷爷伸手把那本戏单合上，手在上面轻轻拍了两下：“支持是支持，但这世上的事儿，有个度。我说过，戏能改，皮能换，但这骨头里的东西，动不得。”
“什么骨头？”
“唱腔，身段。”爷爷伸出两根手指，比划了一下，“这是川剧的魂。灯光怎么打，字幕怎么加，那是外头穿的衣裳。你把衣裳换成西装、换成汉服都行，甚至换成大裤衩也没人管你。但要是把这唱腔改成流行歌，把身段改成广播体操，那就不叫川剧了，那叫四不像。”
爷爷盯着陈小虎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你要改良，我不拦你。但你得先把你师祖这本批注读完。每一个字都得给我嚼烂了。看看他是怎么改的，看看他哪些动了，哪些死活没动。读不懂这个，你就别动刀子，别把戏给改死了。”
说完，爷爷把那本戏单往陈小虎怀里一推。
“拿去，看完了再来跟我说话。”
陈小虎抱着那本沉甸甸的戏单，像是抱着整个永庆班的命。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爷爷，我一定好好读。”
回到自己那间小屋，陈小虎把门一关，连灯都不敢开太亮，生怕把那脆皮纸给照坏了。他坐在床边，一页一页地翻。
这一翻就是半宿。
越看，他心里越惊。这师祖简直就是个天才，也是个疯子。批注里有的记着“今日删词三句，观者叫好”，有的记着“今日加快节奏半拍，场上气氛顿生”。
每一处改动，后面都跟着当时的市场反馈。这哪是戏单啊，这分明就是一本厚厚的观众心理学和舞台实验报告。
有些改动，陈小虎看了都忍不住想笑，觉得师祖真调皮；有些改动，他又得琢磨半天，才明白其中的妙处。这改良的分寸，真不是一般人能拿捏的。多一点，画蛇添足；少一点，隔靴搔痒。
快翻到最后的时候，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信纸从书页夹缝里掉了出来，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陈小虎捡起来，借着灯光一看。信纸很薄，已经发黄了，上面的字迹遒劲有力，一看就是师祖的手笔。落款的时间是1960年春。
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戏曲最艰难的时候。
信上是写给爷爷的，那时候爷爷刚接班没多久。信里没什么寒暄，只有一段话，像是临别赠言，又像是交接班的叮嘱。
陈小虎盯着那几行字，反反复复看了三遍，嘴里不由自主地念出了声：
“戏要活，就得变；变来变去，根不能丢。”
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啪嗒啪嗒响。陈小虎把信纸小心翼翼地夹回书里，合上批注本，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这一夜，他没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