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带着人在工地里转了两个小时，把三个塔吊工和四个脚手架工全部筛了一遍。
一个四十七岁，干这行二十多年，案发那两天回老家奔丧，车票记录对得上。一个三十九岁，外地来的，住在工地集体宿舍，工友能证明他每天收工后都跟他们喝酒到半夜。第三个最年轻，才二十八岁，刚考下塔吊证，案发当晚在网吧通宵打游戏，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剩下四个脚手架工，有三个是跟着同一个包工头干了七八年的老把式，另外一个案发期间请假回老家相亲，有火车票和工头的电话证实。
“都不符合。”李勇走到林子川跟前，抹了把额头的汗，“你那边有什么发现？”
林子川没说话，蹲在一堆建筑废料旁边，用手指慢慢拨开碎砖头和水泥块。
这是一个堆放瓷砖的角落，紧挨着工地东侧的围墙。废料堆得跟小山似的，各种颜色的碎瓷砖混在一起，落满了灰。位置很偏，如果不是刻意绕过来，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这里。
李勇正要再问，林子川的动作停了。
他手指间拈起一块碎片，深灰色，边缘带着釉面反光。他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又翻过来看背面，然后递给李勇。
李勇接过来，瞳孔一缩：“古堡灰？”
林子川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抬头看向工地的主体建筑。
三栋高楼已经封顶，外立面还没做，裸露的钢筋混凝土在阳光下泛着灰白的光。裙楼在旁边，只有四层高，框架已经搭好，墙体还没砌完。
林子川盯着那栋裙楼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快步往那边走。
李勇愣了一下，赶紧跟上去。
林子川绕着裙楼转了一圈，在楼体东侧停下脚步。他抬头目测了一下楼的高度，又看了看旁边已经砌好的墙体，然后往后退了几步，一直退到围墙根，仰着头数楼层。
“四楼。”他说，“从东边数第三根柱子，和墙体的夹角。”
李勇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只看到空荡荡的框架和乱七八糟的脚手架：“你说什么？”
林子川转身往回走，走到李勇的车旁边，从副驾驶座位上拿出自己画的那张地图。他把地图摊在引擎盖上，手指点着上面那条直线。
“前两个点连成线，延伸到这个工地，正好穿过这栋裙楼。”他指着地图上的位置，“但不仅仅是经过，是落在一个精确的点上。”
他从口袋里掏出支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十字交叉，然后标出一串数字。
李勇凑过来看：“什么东西？”
“黄金分割。”林子川说，“凶手在追求几何美感。第一个点在烂尾楼，角度四十七度；第二个点在搅拌站，角度也是四十七度，但朝向不同。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选这两个位置？”
他指着地图上两个点的连线：“这不是随便画的线。你量一下，从第一个点到第二个点的距离，乘以黄金分割比例0.618，得出的数值正好是从第二个点往这条线延伸方向走的距离——”
他的笔尖落在地图上，工地裙楼的位置：“落在这儿。第三个抛尸点。”
李勇盯着地图看了半天，又抬头看那栋还没建完的裙楼，眉头皱成个疙瘩：“就凭这个？万一只是巧合呢？”
“不是巧合。”林子川指着工地上那堆瓷砖碎片，“凶手在这个工地干活，他对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熟悉。那堆碎瓷砖的位置太偏了，不像是正常施工废料，更像是有人特意清理过什么。前两个点是试探，是练手。第三个点才是他真正想放的——这里是他的主场。”
李勇沉默了几秒，掏出烟点上，狠狠吸了一口。
林子川知道他心里在盘算什么。没有直接证据，没有目击者，仅凭一个心理侧写和一堆数字，就要在这么大的工地上布控，万一扑空了，责任全得李勇扛。
“你给我个时间范围。”李勇终于开口。
“72小时之内。”林子川说，“他前两个案子的间隔是三天，节奏很稳定。第一次作案后他会紧张，会害怕，但第二次作案后他会进入亢奋期，迫不及待想完成最后一步。”
李勇又吸了口烟，把烟头往地上一扔，踩灭。
“我信你一次。”
晚上十点，专案组的人秘密进入工地。
李勇安排了三组人，一组蹲守在东侧围墙外面的废弃厂房里，一组伪装成加班的工人，在工棚附近转悠。林子川带着他和四个刑警，提前潜入裙楼四层。
裙楼还没封顶，四面透风，只有未装窗户的框架洞口透进来月光。楼板上堆着钢管和模板，走起来得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响动。
林子川找了个角落蹲下，正对着他白天目测的那个位置——东侧第三根柱子，旁边是还没砌完的墙体，留出一个刚好能塞进一个人的夹角。
李勇蹲在他旁边，压低声音：“你就那么肯定他今晚来？”
林子川摇摇头：“不确定，但会来。这种人有强迫症，计划好的事情一定要做完。他已经画了两笔，第三笔不落下，他睡不着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楼下的工棚早早就熄了灯，工地上一片漆黑，只有远处塔吊顶端的警示灯一闪一闪。
林子川盯着那个夹角，一动不动。他脑子里过着三年前那些案子的细节，一张张脸从眼前滑过——最后一个受害者，那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他没能救下来。媒体堵在公安局门口，话筒戳到他脸上，问他有什么想对受害者家属说的。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勇碰了碰他的胳膊，把他从回忆里拉回来。
林子川看了眼手机：凌晨一点四十。
又过了二十分钟，楼梯间传来脚步声。
很轻，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不是正常走路的速度，是在试探，在听动静。
林子川的手按在李勇胳膊上，示意别动。
脚步声停了。停在一楼到二楼的拐角，停了足足三分钟。
然后又开始响，继续往上走。
二楼。二楼半。三楼。三楼半。
林子川能感觉到旁边几个刑警的呼吸都变重了。他轻轻摇了摇头，让他们稳住。
脚步声终于到了四楼。
一个黑影从楼梯口冒出来，先在门口站了几秒，让眼睛适应黑暗。然后他慢慢走进来，肩上扛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亮他的侧脸。
四十出头，国字脸，左眼角有道浅浅的疤。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迷彩服，袖口卷到手肘，露出精瘦的小臂。
林子川认出了这张脸——白天在脚手架下面蹲着的那个男人，他抬起头看向门口时，眼神停留了五秒。那时候他就在计算，就在等。
周建平。
他把编织袋轻轻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卷尺，开始量距离。他量得很认真，从柱子到墙体，从墙体到窗户，每量一个数字就停下来念叨两句，然后在本子上记。
量完距离，他又从编织袋里拿出个东西——一团绳子，已经打好了一个结。双八字结，和三年前的一模一样。
他蹲下来，把编织袋的口解开，露出里面的东西。
是一个人。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还在呼吸，胸口微微起伏。嘴里塞着破布，眼睛被黑胶带蒙着，手脚被尼龙绳捆得结结实实。
周建平把绳结套在自己手上试了试松紧，然后开始调整那个人的姿势，把他往柱子和墙体的夹角里塞。他做得很专注，像在摆放一件易碎的工艺品。
林子川站起来。
“你的黄金分割算错了。”
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楼里显得格外清晰。
周建平猛地回头，手已经按在腰间的工具刀上。他看清黑暗中走出来的人影，瞳孔骤然收缩。
林子川往前走了两步，月光落在他脸上。他指着那个夹角：“你用黄金分割定位，但第三个点的纵坐标应该是从地面起算的1.618倍。你算成了1.5倍。你太着急了，周建平。”
周建平的手还按在刀上，但没动。他的呼吸变重了，胸口剧烈起伏。
“你在紧张。”林子川继续说，“前两个案子做完你很得意，觉得自己在创造艺术品。但今晚你心慌，因为你感觉到了什么——有人在看着你。从你走进工地那一刻，你就觉得不对劲。”
周建平的脸抽搐了一下，突然发出一声低吼，朝林子川扑过来。
他刚迈出一步，旁边的阴影里就冲出四个人，一下子把他扑倒在地。周建平像疯了一样挣扎，膝盖撞在一个刑警肚子上，右手挣脱出来，一把抓住腰间的工具刀。
刀刚拔出来，林子川的声音又响起来，还是那么平静：
“你母亲还在等你回家吃饭。”
周建平僵住了。
“她住在西郊老厂区的平房里，一个人，腿脚不好，每周末你回去给她送菜。”林子川说，“她一直以为你在工地上好好干活，等着你攒够钱把房子修一修。她知道你杀过人吗？”
工具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周建平被按在地上，脸贴着粗糙的楼板，眼睛却拼命抬起来看着林子川。他嘴唇哆嗦，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眼泪突然涌出来，混着灰尘糊了一脸。
“你怎么知道我妈？”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人声。
林子川没回答。
刑警把他铐上，拽起来往外押。经过林子川身边时，他突然停住脚步，死死盯着林子川，又问了一遍：“你怎么知道我妈？”
林子川看着他的眼睛，沉默了两秒：“因为你床板下面那张纸条。周六，西郊老厂区，买药，送菜。你怕自己忘了，写了贴在那儿。”
周建平愣住了，然后被刑警拽走。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渐渐消失，最后只剩下一声压抑了很久的嚎哭，从楼下传上来，在空旷的楼里回荡。
陈雨婷从阴影里走出来，蹲下检查那个昏迷的流浪汉。她探了探呼吸和脉搏，抬头说：“没事，吸了乙醚，睡一觉就好了。手脚上的勒痕不深，没有造成永久损伤。”
李勇走过来，抹了把脸上的汗，看着林子川：“你怎么知道他床板下面有纸条？你白天没进过工棚。”
“我问过工头。”林子川说，“他说周建平这人话少，干活认真，但每个月月底都雷打不动请假一天。问他去哪，从来不说。我让他去周建平床位找找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在床板缝里翻出来的。”
李勇苦笑着摇摇头：“你他妈真神了。”
审讯进行得很顺利。
周建平坐在审讯椅上，低着头，问什么答什么。声音很平，没什么情绪，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他承认三年前的案子是自己做的。那时候他在另一个工地干塔吊，每天晚上爬上塔吊看这座城市，觉得那些方方正正的楼太难看了，缺了点什么。后来他发现，如果把尸体放进去，那些空荡荡的角落突然就有了意义。
“就像画画。”他说，“空白的纸没意思，画上东西才有灵魂。”
他停手是因为那年年底出了事——在工地偷电缆，被判了八个月。出来之后消停了半年，但那种念头一直没断。直到三个月前，他重新爬上塔吊，看到下面那些还没完工的建筑，手又开始痒。
“第一个是练手，找找感觉。”他说，“第二个是确定比例。第三个是最好的位置，我想了好久才选中的。”
李勇问：“为什么选流浪汉？”
周建平抬起头，眼神空洞：“没人找。少一个两个，没人知道。”
审讯持续了两个小时。结束后，李勇从审讯室出来，林子川站在走廊里等着。
“都认了。”李勇点上一根烟，“三年前四个，现在两个，还有今晚那个没死的。够他死两回了。”
林子川没说话。
李勇吸了口烟，又说：“你三年前那个案子，上面说要重新调查。周建平的口供能对上，应该就是他了。你……可以翻篇了。”
林子川还是没说话。他手里握着个东西，在指间转来转去。
李勇这才注意到：“手里什么？”
林子川摊开手。
一枚硬币。不是普通的硬币，比一块钱硬币大一圈，也重一些。金属的质地很特别，在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正面刻着三个字：观测者。背面有一行小字，刻得很细，要用光对着才能看清——
“第一个。游戏开始。”
李勇接过来看了看，皱眉：“哪儿来的？”
“周建平的储物柜，工棚里那个。”林子川说，“藏在最底下，用旧衣服裹着。工头说从来没见过这东西，不是周建平的。”
李勇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什么东西？他的纪念品？还是哪个受害者的？”
林子川没回答。他把硬币拿回来，对着走廊的灯光看那行小字，看了很久。
“不是他的。”林子川说，“他不会给自己刻这种字。‘观测者’——他只是一个被观测的对象。有人给他起了名字，编了号。”
李勇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林子川抬起头，看向走廊尽头的窗户。窗外是这座城市的灯火，密密麻麻，无边无际。
“有人一直在看着周建平。”他说，“三年前就在看着。他知道周建平会杀人，知道我们会抓他，甚至知道什么时候抓。”
李勇脸色变了：“你说有人操纵——”
“不是操纵。”林子川打断他，“是观察。像看实验一样。周建平是第一个实验品，编号就是‘第一个’。游戏开始——这是第一场。”
李勇盯着那枚硬币，半天没说话。烟灰掉在地上，他都没察觉。
林子川走到窗前，把硬币收进口袋。他看着窗外的灯火，脑子里反复过着三年前的细节——那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对劲，证据太清晰，指向太明确，好像有人故意摆好了等他去查。然后媒体突然爆发，然后他被停职，然后一切戛然而止。
他当时以为是运气不好。现在看，也许不是。
陈雨婷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手里拿着份报告，看到两人站在窗前，愣了一下：“怎么了？”
李勇摇摇头，把烟掐了：“没事。周建平关起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陈雨婷看了林子川一眼，点点头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但什么也没问。
林子川还站在窗前。
李勇走过来，站在他旁边，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管那硬币什么意思，周建平落网了，这是实打实的。你今晚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
“他不会是一个人。”林子川说。
李勇看着他。
林子川转身往楼梯口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说：“周建平的储物柜里还有别的东西吗？纸片、照片、任何写着字的？”
李勇想了想：“有个本子，记了些数字和角度，已经让技术科拿去分析了。还有一张工地平面图，上面画了好多线，标注了角度和距离。技术科说那图挺专业，不像是周建平自己能画出来的。”
林子川点点头，继续往下走。
走到楼梯拐角，他又停住，这次没回头，只是声音传过来：“李勇，三年前的事，你帮我翻翻卷宗。所有细节，一个别漏。从第一个受害者被发现开始，到媒体找上门那天结束，每一天的每一份报告、每一张照片、每一次问询记录，我都要看。”
李勇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半天才“嗯”了一声。
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城市的灯火还亮着。远处某个塔吊顶端的警示灯一闪一闪，像一只眼睛，在黑暗中不知疲倦地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