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时远把一封没有落款的信推过桌面时，县衙签押房的烛火晃了晃，把信纸上的字映得忽明忽暗。
林小满双手接过，从头读到尾，又倒回去读了一遍，才抬起头看他。
“所以，你不是犯了错被贬的？”
“我犯的错，”沈时远苦笑了一声，“是太想查清楚一笔不该查的账。”
窗外风声骤紧，刮得窗纸嗡嗡作响。
信是三日前从京城辗转寄到青阳的，走了驿路又托了商队，拆开时火漆完好。写信的人，是沈时远在工部任主事时的同僚周明远，就是卷二里那位来青阳暗访考察的周先生的旧识。周明远如今还在工部做事，信里的每一个字，写得都极谨慎，可拼起来，是一桩压了四年的旧案。
信上说的是：当年黄河故道一段河工，朝廷下拨修堤银四十七万两，堤成当年秋汛即溃，淹了三县。彼时沈时远任工部主事，奉派核算工程款项，查到实处的用银不足十八万两，差额的去向，一路追到了工部侍郎庞威的族兄、时任河道都事的庞德昌头上。案子查到一半，都水司的卷宗一夜之间“走水”焚毁，半个月后，沈时远得了个“妄议朝政、核算失当”的罪名，贬出京城，一贬到了青阳。
“这信，你怎么敢收？”林小满问。
“周明远做事，滴水不漏。”沈时远说，“这封信走的是商路，不是驿路，信里没有全名，没有官职，庞威的人就是截了，也递不到我头上。他敢写，是因为，”他顿了顿，“巡视的事定了。崔元下月到府城。他提前给我递这个，是提个醒。”
林小满把信纸轻轻放下：“当年那案子，你查到一半。为什么偏偏是河工？”
沈时远沉默了一会儿，起身从书架的暗格里取出一个旧木匣，打开，里面是一沓泛黄的家信，最上面压着半枚断裂的铜印。
“我父亲，沈敬之，生前也任工部侍郎。”他说，“我查那笔账，一半为公，一半为私。父亲在任时，就疑河工款有弊，账目年年对不上，他往上递了三道折子，都没了下文。第四道折子没递出去，他病倒了，前后不到两个月，人就没了。大夫说是急症，可我始终记得，他病倒前十天，还在灯下抄一份河工的旧档，抄完锁进匣子，跟我说了一句话，‘工部的水，比黄河深。’”
林小满没说话。她看着那半枚铜印，印钮断了一角，印面刻着“工部侍郎之印”六个字，也被人为凿去了一半。
“他死后，我在他的遗物里找到这半枚印。另半枚，不知所踪。”沈时远把印拿起来，指腹摩挲着断口，“官印是要缴还的，这半枚是他私自留下的残物。父亲的意思我后来才懂，印不全，账也不全，他在等一个把它们拼起来的人。”
屋里静了很久。
“你一个人，扛了这么久？”林小满终于开口。
“不是扛，是没证据。”沈时远摇头，把印放回匣中，“庞威在工部经营二十年，门生故吏遍布六部。当年焚了的那份卷宗，我后来花两年寻访，只找回几页抄件，够我确信账是真的，不够递到御前。递上去，就是第二个‘妄议朝政’。”
林小满把这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抬起眼：“所以这次崔元来，查的不是水泥。”
“水泥是明面。”沈时远走到窗前，“若崔元真是庞威一党，他巡视青阳，盯的是我，庞威怕的不是青阳的水泥挣钱，怕的是青阳的治绩，成了我重回京城的跳板。我一回京城，第一件事就是翻那桩河工案。”
“那咱还让他查吗？”
“查。”沈时远转过身，语气很平，“账目清清白白，他挑不出刺。他若借题发挥、无中生有，反倒当众坐实了咱们无罪。查得越狠，青阳的名声立得越硬，这是他给咱们送上门的一步棋，就看他怎么落。”
话说到这儿，本该散了。可沈时远没有散的意思。他重新拿起那半枚残印，掂了掂，忽然递到了林小满面前。
“你收着。”
林小满一愣：“这东西这么要紧，给我？”
“正因为要紧。”沈时远看着她的眼睛，“我若日后有不测，贬官也好，问罪也好——这东西放在县衙，第一波就会被抄走。放在你那儿，你是商户，查案抄不着你的匣子。它证明我沈家两代人查的是同一笔账，不是争权，不是夺利，是四十七万两银子，和三县被淹的百姓。谁能拿出它，谁就能证明沈家的清白。”
林小满看着掌心那半枚冰凉的铜印，半晌，郑重地收进了袖中贴身的暗袋里。
当晚回到坊里，她开了里间的铁盒，把残印和青阳二号的方子并排锁了进去。锁扣合上的一声轻响里，她忽然意识到，这铁盒里装的，已经不只是她一个人的东西了。
里头有她的方子，有他的仇。从今晚起，这两样，锁在了一把锁里。
后半夜，她想起沈时远晚饭都没顾上吃，灶上熬了碗粥，又折回县衙送去。
后院的耳房还亮着灯。沈时远独自坐在廊下，面前一壶酒，酒没动几口，人在想事。林小满把热粥放在他手边。
“夜里凉，喝点热的再喝那冷的。”
沈时远回过神，端起粥碗喝了一口，忽然开口，像是接着白天没说完的话：
“我若真能翻案回京，第一件事，是把你带上去。”
林小满一怔。
她想起他信里那句“等我上去，接你回家”。原来他说的“家”，从来不是青阳的作坊，是京城的朝堂——他要带着她，把她的名字，一并刻进这盘棋里。
她低下头，慢慢喝着自己那碗粥，没接话。
黑暗里看不清她的脸，只有廊下那盏灯照得清楚，她的耳根，正一点一点地红起来。
“喝完了把碗给我。”她小声说，“我明早还要赶回府城，崔元的巡视名单上，头一个就是分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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