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半，手机在案卷堆上震起来的时候，江屿的注意力还停留在一份旧卷宗的第七页上。他盯着那页纸看了快半个小时，卷宗边角被他的手指压出了折痕。屏幕上跳出来的名字是老陈，这个时间打来的电话从来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所以他先深吸了一口气，才按下接听键。
“江教授，睡了没有？”老陈的嗓子哑得厉害，电话那头能听见雨声，还夹杂着警车电台里的杂音，断断续续听不全。
“没睡，你说。”江屿把旧卷宗合上推到一边。
“城东中学有个女老师叫周敏，三十五岁，晚上十点多从自家阳台坠的楼。门是从里面反锁的，窗台上也没找到别人的痕迹，法医初步看过尸体，身上没有搏斗伤，看起来，”老陈在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用词，“看起来是自杀。”
“看起来。”江屿把这三个字又重复了一遍。
“她丈夫不认这个说法。人现在在走廊里蹲着，一宿都没能站起来。他还主动交了一样东西上来，是周敏的一本日记。”老陈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压得更低了些，“周敏死前一个礼拜，那本日记越写越不对劲，到后来整页整页写的都是同一件事。她说她想起来了，五岁那年被一个穿黑雨衣的男人追杀过。”
雨点砸在窗玻璃上，一声接着一声，密得没有间隙。江屿握着手机站了一会儿，窗外的雨顺着玻璃往下淌，路灯的光在水痕里晃成一团一团的。
“我明早到。”他说。
“明早八点，案情分析室。”老陈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他打电话向来不肯多说一个多余的字。
第二天早上七点四十，江屿推开海城市局案情分析室的门。深秋的第一场冷雨下了一整夜还没停，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潮乎乎的烟味。老陈坐在长桌那头，五十二岁的人，眼袋耷拉得很重，面前摆着一个透明证物袋，袋子里装着一本蓝布封面的日记本，边角已经磨得发白。
“先坐下来看东西，然后再听我说。”老陈用下巴朝对面的椅子指了指。
江屿坐下，戴上手套，把日记本从证物袋里抽出来。周敏是城东中学的语文老师，教了十一年书，字写得很娟秀，一看就是常年批改作文练出来的手。前面大半本的内容都很寻常，有月考成绩的记录，有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目，有买菜的开销，还有给丈夫织到一半的围巾的进度。
可是翻到十月上旬，字迹开始变了。行距越写越乱，涂改的墨团一个压着一个，后面的字笔画深得把纸都划破了。有几页上洇着大片水渍，干了以后纸面发皱，一圈一圈地鼓着。
老陈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他身后，压着嗓子开了口：“法医验过那几页，是泪痕，哭出来的。”
江屿翻到十月十四日那一页，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下去。周敏在那一页里写道，她记得五岁那年的秋天，在外婆家的村口，下着雨，一个穿黑雨衣的男人从玉米地里走出来，一直跟着她。那个男人很高，左脸上有一道疤，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她写到自己到现在都记得那天雨水的气味，是土腥味里混着一点煤油味。她跑了，那个男人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走，可她怎么甩都甩不掉。
后面几页几乎全是这段记忆的反复重写，细节一次比一次多：男人雨靴踩在泥里的声音，外婆家院门口那棵歪脖子枣树，她自己脚上一只鞋跑丢了。到了最后一篇，字迹已经完全不成形，只有一行还能认得全。
那行字写的是，他又来了，他一直在。
江屿合上日记，抬起头问：“家属那边核实过吗？她五岁那年，真的在外婆家村口出过什么事？”
“核实过了。”老陈在他对面坐下来，点上一根烟，“她母亲还健在，住在乡下，老爷子走得早。外婆家在临县的柳河村，周敏五岁那年确实在那儿住过半年。可她母亲说了，那半年村里太平得很，没丢过人，没出过任何事，更没有什么穿黑雨衣的疤脸男人。还有，村口那棵树是槐树，不是枣树。”
“那周敏本人生前是怎么说的？”江屿又问。
“按她丈夫讲，她一开始只是夜里梦见，后来就越来越当真，到了最后一个礼拜，白天也一口咬定那个男人就在楼下等她。她只要看一眼窗户就发抖，把窗帘拉得死死的，家里人带她去看过医生，医生诊断是重度焦虑，开了药。”老陈弹了弹烟灰，“人没了以后，药还剩大半瓶。”
江屿用戴着 glove 的指腹慢慢摩挲着日记封面磨白的边角，没有马上接话。老陈眯起眼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先开了口：“江教授，我看你脸色不太对劲。有话就直说，别跟我打哑谜。”
“人不会平白无故想起一件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江屿把日记本推回桌子中间，语气很平，“要么就是她疯了，疯到能自己凭空构建出一段细节完整、气味声音俱全的童年，要么，就是这段记忆是被别人放进去的。”
老陈从鼻子里嗤了一声，烟灰掉在了桌面上。“放进去？记忆又不是货物，还能往人的脑子里塞不成？”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老刑警特有的那种不以为然，可眼睛却没有离开江屿的脸。
江屿没有接这个话茬。他的目光停留在十月十四日那页的几个字上，那里写着雨的气味。他在大学咨询室里见过很多自称记得某些事的人，编造出来的记忆都是漂的，问急了只有男人、雨天、很害怕这一类笼统的词。可要是问他们雨是什么气味，问鞋跑丢的是哪一只脚，他们当场就卡住了。因为细节从来不是想出来的，是留在身体里的。
周敏却写下了煤油味，写下了雨靴踩泥的声音，还写下了枣树。而真实的树是槐树。这个错位反而最扎人，就像有人拿着她的记忆底片精修过一遍，修完了重新洗出来还给她，连树都给换了一棵，可雨水的气味却真实得和亲身经历过一样。
“陈队，”江屿终于开口，“她丈夫现在在哪儿？”
“在走廊蹲着呢，一夜没合眼，脸白得跟纸似的。”老陈把烟掐了，站起身来，“你自己去问他吧，我问了三遍了，问不出什么新东西。”
走廊的尽头，高志远蹲在墙根下，三十八岁的人背驼着，手里夹着一根烧了半截的烟却一口都没抽，烟灰积了长长一截，摇摇欲坠地悬在那里。江屿走到他面前，也蹲了下来。
“高先生，我叫江屿，是市局的心理顾问。”他说完这句就停住，安静地等着对方的反应。
高志远缓缓抬起头，眼珠子过了好几秒才重新聚焦。“顾问……你们是觉得，她不是……”他的话说到一半就断了。
“我什么都还没觉得。”江屿的语气很稳，“我需要你讲一讲她最后一个礼拜的情况，每天干了什么，越细越好。几点起床，吃了什么，说过什么话。”
高志远把烟摁灭在鞋底上，开始断断续续地讲。前面几天的情况他还算说得清楚：周敏请假没去学校，白天拉着窗帘，晚上不敢关灯。十月十六号那天夜里，他把她的药混在粥里哄她喝了下去，她睡了两个小时，那是那一周里睡得最长的一觉。
“她跟我说‘他又来了’，”高志远的声音哑了下去，“这句话，最后一周她说了一二十遍。有时候是对着窗户说的，有时候半夜突然坐起来就喊。”
“具体哪一次，你还记得吗？”江屿追问，“哪天说的，白天还是晚上，你当时在干什么。”
高志远张着嘴，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江屿就蹲在那儿等着，十秒过去了，二十秒过去了，走廊里只剩下窗外的雨声。
“我……”高志远的手开始发抖，“她肯定说过的，我记得她的声音，我记得她说话时候的样子。可是哪天说的……我想不起来了。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也想不起来。”他突然伸手抓住江屿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教授，我是不是有病？我老婆最后一周的事，我天天守着她，怎么一片一片全模糊了？我该记得的，我该记得的啊。”
江屿没有挣开，任由他抓着，只把声音放得很平：“先松开，慢慢来。”
高志远的手指一寸一寸地松了下去。江屿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有些发僵，他往外走了两步又停住，回头看了一眼，高志远已经又蹲回了墙根，从兜里摸索着找烟，摸了半天掏出来一个空烟盒，被他一下捏扁了。
一个跟妻子寸步不离守了一整周的男人，记得每一句“他又来了”，记得妻子说话的声调，却记不起任何一次发生在哪一天、什么时辰。人的记忆可以被时间磨掉棱角，但绝不会这样整整齐齐地只抽走时间、独独留下内容，除非有人动过手，而且刀口干净得像外科手术。
回到分析室的时候，老陈正对着白板上贴的现场照片抽烟。江屿站在白板前，把该说的话说了出来：“陈队，周敏不是自杀。她是被人用记忆杀死的。凶手没有碰过她一根手指头，门是反锁的，窗台上没有第二个人的脚印，这些都对。但他把一段不存在的追杀塞进了她的脑子里，天天喂，喂了一个礼拜，然后她自己走上了阳台。”
老陈没有立刻反驳。他盯着白板看了半晌，才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转过身来。“江屿，”他难得地叫了全名而不是江教授，“你知道这话要是报上去，上头会怎么批吗？没有任何物证，没有任何第三人痕迹，你就跟我说凶手会往脑子里塞记忆？”
“我知道。”
“行。”老陈把外套拿起来搭在胳膊上，“这案子，我陪你看下去。但你给我低调着来，先别惊动上面，一个字都不许往外漏。查出来真有这么个邪门的玩意儿，算咱们没白忙一场；查不出来，”他咂了咂嘴，“那我就得回过头来考虑你刚才说的那个疯字了。”
“可以。”江屿答应得很干脆。
回到海城大学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傍晚，雨还没有停，砸在窗户上的声音比凌晨那阵更密了。江屿把周敏日记的复印件摊在桌上，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很久，一个字都没有写。
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十年前的江岚。照片里的哥哥站在老宅门口，笑得没心没肺，一只手搭在弟弟的肩膀上。照片的右下角还压着一张剪报，边角已经泛黄了。那天也下着雨。江屿对那之前的所有记忆都完好无损，哥哥出门前说了什么话、身上穿的什么衣服、雨衣搭在哪一条手臂上，这些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唯独从哥哥出门到家里接到消息的那三个小时，他的脑子里是一块空白。十年以来，冥想、催眠、笔记，什么办法他都试过了，那块空白始终纹丝不动，平整得就像被人裁掉之后又仔细补好了一样。
他的目光落在了书桌最下面那个抽屉上。抽屉里锁着一本旧笔记本，一锁就是十年，钥匙他一直随身带着，却也一直没有掏出来过。江屿看着那个抽屉看了很久，手抬起来了一次，又放下去了一次。
“周敏，”他对着桌上的复印件低声说，“你想起来的那个雨衣男人，我也想知道，记忆这种东西，是怎么被人从外面动的手术。”
窗外的雨点一下又一下地敲在玻璃上，像有人在暗处耐心地叩着窗。他拉开椅子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在第一行写下了今天的日期和一行字：周敏案，第一阶段，查她死前三十天里，每一个跟她长时间单独相处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