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雨是第二天上午被转移的。老陈以“证人保护”的名义在分局附近安排了一套两居室，她室友帮她收拾的东西，猫也一并带了过去。搬进去当天下午，江屿给她做了最后一次引导。
这一次做得比上次深。节拍器照旧摆着，江屿的声音一段一段放下去，从“猫跑出门”的画面开始，往下找根。根扎得比他预计的深，四次调理，四层，最底下那一层不是丢猫，是一个更早的东西，梁雨五岁那年真丢过一只猫，哭了一个礼拜。种忆的人就是从这道真伤口开的刀，把假记忆嫁接在真创伤的桩上，所以它长得牢。
江屿顺着桩，一层一层往上剥。剥到最后一层的时候，太阳穴又开始跳，眼前发了一次虚，他扶着桌沿等那阵虚过去，把最后一段引导词说完。
“团团从来没有丢过。楼梯间，你没有去过。桥——”他停了一下，声音放得更低，“你不需要去任何地方找它。数到三，回来。”
梁雨睁开眼，先是茫然地看了看屋子，目光落到沙发上那只橘猫身上，忽然一松，整个人塌下去，然后眼泪就下来了。她抱着跑过来的猫，哭了很久，小鹿坐在旁边，递纸巾，什么也没劝。
“小鹿姐，”她哭到打嗝，“我总觉得，这半个月像做梦。梦里我一直在找什么，怎么都找不着，醒也醒不过来。”
“醒了就好了。”小鹿说。
江屿收拾东西的时候没说话。他没有告诉梁雨，也不打算告诉任何人，种进她脑子里的不止一段丢猫的记忆，还有那句贴着耳朵说进去的话，找到桥上。那句话他拔掉了，可他不敢打包票拔得一千二净。有些指令不活在画面里，活在节奏里，活在那段哼歌一样的调子里。所以接下来一个月，梁雨的住处会一直有人。
监控组的回报一个星期后汇总过来。梁雨原宿舍到运河桥的沿线，七个日夜，四十七个摄像头，没有一张可疑的脸。桥上钓鱼的老头天天照旧，遛弯的、跑步的、收废品的，全是熟脸。“林医生”像是从空气里消失了，连那个每周送水的、收账的，都没再出现过。
“断得太干净了。”许眉把汇总表放下，“好像他们提前知道我们盯上了这条线。”
“不是好像。”江屿站在白板前，“我们一动，他就收线。这个人能精准踩中周敏的分离焦虑、钱斌的道德包袱、梁雨五岁丢过猫——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在动手之前，对每个人的底细都摸得清清楚楚。他一直在暗处看着，看我们，也看他们。我们的进度，他可能比我们自己还清楚。”
老陈骂了一句脏话，抬手把“安心驿站”的卷宗摔在桌上，纸页散了一桌。摔完他自己又蹲下去一张一张捡，捡的时候谁也不看。
“捡出个教训。”他把卷宗重新码齐，“咱们上一回从外围一点点兜，兜了三案，人家裁了三家店。下一回，不能再这么文火炖了。”
“文火没错，错在火候被人家看见了。”江屿说，“下一步换个思路，不查人，查纸。他们再快，人能跑，章跑不了。那个菱形，我已经在四个地方见到过了。”
第五个地方，是小鹿找出来的。她负责清理赵海生的私人物品，羁押人员的物品要逐件登记。一件旧皮包，夹层是缝死的，小方用刀开的，夹层里衬着一层报纸，报纸底下压着半张碎纸。
纸撕得只剩巴掌大，纸角印着半枚印章。破碎的菱形，中间一只竖瞳，和静心堂那本烧剩的客户册页脚上的一模一样。碎纸上是手写的字迹，只剩三行残句，能辨认的字凑不满一整句：一处是“……期改为五日……”，一处是“……第九例耐受良好……”，最底下一行的开头，两个字清清楚楚——“移交”。
“同一枚章。”江屿捏着证物袋对着灯看了很久，“静心堂、清心、安心驿站，现在加上这半张纸。它们是一家的。你发现没有，三家店的名字，全带一个‘心’字。”
“静心、清心、安心。”老陈一个字一个字念过去，念完从鼻子里哼出一声，“修的是别人的命。”
“‘第九例耐受良好’。”江屿把碎纸上的这行指给小鹿，“写这句话的人，在记录实验数据。周敏是甲三，钱斌、梁雨往后排。甲编到七，这里是第九例。编号还在往下走，人还没停。”
“移交。”许眉盯着最底下两个字，“移交什么？档案？人？”
“不知道。但‘移交’这个词说明有接收方。”江屿把证物袋放下，“这半张纸是从赵海生包的夹层里出来的。他知道自己会被洗，所以偷录视频。这半张纸他缝在夹层里，说明这是他留着保命的东西。一个随时会被抹掉记忆的人，把组织的内部文件缝在身上——他怕的不是警察，是他自己的组织。”
羁押中的赵海生再提审了一回，还是一问三不知，这回连那半张纸都“不认识”。他自己缝进包里的东西，他连见都没见过。老陈从讯问室出来，站在走廊里缓了半天。
从分局出来的那个傍晚，江屿在门口被一个人拦住了。
女人穿米色风衣，二十七八岁，短发，站姿很直，两只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先开口的是她。
“江屿教授？”
“你是，”
“程蔓，《海城晚报》，跑深度调查的。”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江教授，冒昧了。我跟踪‘连环异常自杀’这条线，三个月了。”
江屿的脚步停了半拍，没接名片。
“周敏，城东中学，十月坠楼。钱斌，城南中学，上个月运河桥。”程蔓语速不快，吐字很清楚，“往前数，还有更早的三起，四月卧轨的调度员，六月服药的会计，八月自缢的退休教师。别人看是五起自杀，我看是一条线。他们死前全都‘突然想起’了什么。教授，您是不是也在查这条线？”
“无可奉告。”江屿绕过她，继续往前走。
程蔓跟上来，和他并排，也不恼，语气还是那个调子：“我没要您的案情。我就说一个我手里的东西，您听完再赶我。会计那个案子，六月死的那位，她死前两个月办过一张减压会所的卡，我去那家会所蹲了五天，员工全换了一茬。可我在她家翻她手机的时候，她母亲让我看的，她有一段录音，死前一晚自己录的，说‘那个声音又来了，让我数数’。教授，数数。这个细节，警方卷宗里没有，您手里有没有？”
江屿的脚步慢了下来。慢慢地停住了。
“录音还在吗？”
“在。备份了两份。”程蔓转过身，正对着他，“可我先要您一句话。这五个人，是不是被人害死的？”
路灯亮起来了，两个人站在灯下。江屿看着她，看了几秒。
“程记者，”他说，“录音明天送到市局，交给刑警队老陈，我不经手。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但你自己已经回答了，不然你不会蹲三个月。”
程蔓笑了一下，把名片塞进他的风衣口袋，动作快得他没来得及挡：“行，那咱们各干各的。您查您的案子，我写我的报道，井水不犯河水。哪天您觉得，这件事该让更多人知道了，该让上面捂不住了，您打这个电话。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捂着的事，写出来我才睡得着。”
她转身要走，江屿在背后叫住她：“最后问一句。三个月，五条人命，你一个记者，追这么深，图什么？”
程蔓回头，路灯照着她半张脸。
“不图什么。”她说，“会计那年，是我表姐。”
说完她就走了，风衣角扫过路边的护栏。
夜里，江屿坐在办公室。桌上并排放着两样东西：半张碎纸的证物照片，和程蔓的名片。碎纸上那只竖瞳在台灯底下泛着冷光，那只眼睛不像印上去的，倒像隔着纸面在看人。
他翻开案情记录本，笔尖悬在纸上，先写下“第四起”三个字——写到一半停住，划掉，改成一行小字：
种忆案。下线已断，上线未明。组织有章，有号，有体系。回声部。
写完，他合上本子，拉开抽屉，把它放进去，压在周敏案的卷宗上，和那本锁了十年的旧笔记本隔着一层薄木板躺着。钥匙转了两圈。
熄灯之前，他又想起程蔓那句话，会计死前一晚自己录的，那个声音又来了，让我数数。六月，比周敏早四个月。这条流水线，至少转了半年了，而且那时候就已经有人隐约觉出不对，录了音。
一个要被抹掉的人，留了半张纸。一个走向死亡的人，留了一段录音。这条线上的每一个死者，都在最后一刻往岸上扔了点什么。
那一夜他睡得很沉，也做了梦。梦里是黑的水，水面很平，水底下有东西在转，慢慢地转。他往下看，是一枚菱形的印章，断成两截，中间那只竖瞳睁着，随水流转，转到正面的时候，正对着他。
江屿在清晨五点醒过来，太阳穴不疼了。他睁着眼躺了一会儿，把梦里那枚印章的转动方向记了下来，顺时针，从他这边看过去是顺时针。
然后他起身，给老陈发了条消息：查六月的会计案，遗物里有段录音，家属手里。那可能不只是第五起，可能是第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