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蔓送来的材料，第二天上午就到了小鹿手里，牛皮纸包装，备注栏写着“论文资料”。
材料摊开在会议室，最要紧的是那份十年前海城医疗机构的住院医师名录复印件。老陈看完，当天下午就带人去了市三院档案科。档案科长老钱，五十三岁，在三院的档案室里泡了三十年，人送外号“钱柜”，什么纸放哪儿，他闭着眼能摸出来。
“查‘同一天入职离职’的？”老钱推了推老花镜，“这个怪，我干这行三十年，头一回听说有人专查这个。你们稍等。”
他在档案室里翻了一个多小时，抱出来三份发黄的档案，往桌上一放：“整个系统里，符合你们说的特征的，我就找出来这三份。”
老陈伸手去拿，江屿先一步按住了最上面那份，翻开。
姓名栏：待核。
他愣了一下，翻第二份。姓名栏：待核。第三份，一样。三份档案，入职日期和离职日期都是同一天，日期各不相同，分布在十年前三月到七月之间，全部落在康宁收购前后。可姓名栏，三份全写着“待核”，照片栏，全是空白，只有四角残留的相纸被撕掉的毛边。
“‘待核’是什么意思？”老陈问。
“就是没核实。”老钱说，“当年这些档案转过来的时候，名字那一栏就是这个状态。我们存档有个规矩，信息不全的，标注‘待核’先归档，等补齐。这三份，一放十年，没人来补。”
“照片呢？撕掉了？”
“不是我们撕的。”老钱把档案转过来，指着毛边给老陈看，“你们看这个撕口，是从外往里撕的，不像我们销毁，我们销毁要登记，要打孔。这个是有人直接揭走的。”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警官，我跟你们说句实话，这种档案我三十年见得多了，手续上查不出问题，可一股子不对劲。哪有医师档案就三页的？哪有人上班一天就走的？这三份东西摆在这儿，就是三个……坑。人本来应该站在这坑里，可人被抽走了，坑留下了。”
三个坑。三份没有名字、没有脸的档案。江屿把三份档案的入职日期抄了下来，日期和海棠档案里最早几个死者的死亡时间，前后衔接得上。抽走档案的人手法很熟，姓林的那份在疗养院那边，这三份留在医疗系统，同一个人当年在好几家单位里同时“上过班”，又同时消失得干干净净。
“老钱，这三份档案，这十年里，有人来调阅过吗？”
老钱翻登记簿，翻到其中一页，手指点着：“去年。去年十一月，有一回内部数字化扫描，扫过。经手的是外包公司。”
“康宁。”老陈说。
老钱没接话，只是把登记簿往他们面前推了推，那行外包公司的名字，清清楚楚。
——
三案的阶段性收尾，是在接下来一周里陆续完成的。
周敏、钱斌两案，侦查结论正式并入故意杀人案：两名死者生前均被人为植入虚假记忆，恐惧与罪感被定向诱发，最终导致自杀行为。梁雨的证言、吴昊的记忆重构记录、二毛等下线的供述、康宁的股权链条，证据链一环一环咬上。虽然首脑未落网，但专案组内部第一次有人把这个系列案叫出了名字，种忆案。定名那天，老陈在案情板的最顶上，用红笔写了这三个字。
吴昊的状态一天比一天稳。深度重构之后第十天，他主动找到老陈，提出愿意以公开证人的身份配合警方，“我要让那些还在被‘调理’的人看看，我走出来了。”老陈拦了他两次，说案子没到那一步，人证先保护。吴昊第三次来的时候，带了一份手写的陈述，六页纸，从头到尾把这几年怎么陷进去的写得清清楚楚，最后一行写的是：“以前我总觉得没人管我的死活。现在有人管。就冲这个，我也得站出来。”
老陈拿着那六页纸看了半天，最后收进了卷宗，跟吴昊说：“等程序走到那天，第一个通知你。”
梁雨回了学校。小鹿隔三差五去她宿舍坐一会儿，也不谈案子，就是带点吃的，陪她聊天。有一回梁雨忽然问：“师姐，江教授是不是也这样陪着别人熬过来的？”小鹿说是。梁雨低着头捏了很久衣角，说：“那他熬的时候，谁陪着他？”小鹿没答上来，回办公室的路上一直在想这句话。
程蔓的报道，是周五见报的，标题占了半个版面：《谁在往海城人的脑子里种东西》。
见报当天上午十点，报社的热线就打爆了。接线员登记到下午三点，登记满了一整本：十几个家庭打来电话，说自家亲人“死前也说过奇怪的话”，说自己“想起来了没做过的事”，说家里老人被“心”字头的店骗去做调理。还有三个电话，是发现自己正在做“调理”的人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问“我现在停了，会不会出事”。
这些线索当天全部转到专案组。老陈安排了两个人专职登记、初核。傍晚，第一版汇总名单送到了江屿桌上：新登记的疑似关联线索，二十三条。
江屿一条一条看下去。看到第十七条的时候停了很久。那一条是一个女人打来的，说她丈夫五年前上吊死了，死前一个月总念叨一句话，“有个大夫帮我记起来了”。五年前，正是“停产”那五年里。江屿在笔记本上把这一条圈出来，旁边写：停产期并非零死亡，是我们没找到坟。
“老师。”小鹿站在旁边，看着那串名单，“这仗，是不是才刚打完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江屿把名单合上，“对手还没下场。我们打的是他的下线、他的壳、他的程序。他本人，到目前为止只留下过一句话。”
“孩子，慢慢来。”小鹿轻声接上。
“对。”江屿说，“他倒是真不急。”
收尾那晚，办公室只剩江屿一个人。
他把这一卷的卷宗按顺序理齐：周敏、钱斌、吴昊、梁雨、许桐，二十三条新线索，三份“待核”档案，一张待修复的合影。理到最后，抽屉里还剩一样东西没归进去。
哥哥的笔记本。
他拉开抽屉，把本子拿出来，放在桌上。手指压在磨白的封皮上，压了很久。十天前，他给未来的自己写过一张纸条，说这本子要留到“快忘了自己”的那一天再打开，就不算赌了。
今晚不知道为什么，纸条上的话不管用了。也许是一天里见了太多“被拿走的记忆”，也许是程蔓那句“我父亲想起了一些不该想起的事”，也许只是今天，把三案收完的这个夜晚，他觉得该有个了结。他这半年替四个人把假记忆剥下来，把真记忆还回去。可他自己的记忆里那片刀裁一样的空白，十年来他连揭都没敢揭一下。
他翻开了第一页。
扉页上是哥哥的字。工整，笔画收得规矩，还是老样子，江屿闭着眼都能描出这个字迹的形状。
“江屿吾弟，见字如面。
哥查的东西，比你想象的深。若有一天你翻开这本本子，说明你已走到那扇门前，推门之前，先记住一句话：
记忆是河，人是河上的船。船翻了，河还在。”
江屿的眼眶热起来。十年了，这句“见字如面”，像是隔着十年的雪，从门槛底下那块擦鞋垫上，一直递到他今天晚上这张桌子上。他捏着扉页的页脚，稳了几秒呼吸，指腹往下一页翻：
翻到一半，他的手停住了。
第二页不应该是这样。第二页应该是空白——他十年前刚拿到这本子的时候，捏着它掂过分量，捏过每一页的厚度，他记得那本子里后面是密的、前面是空的，第二页绝对是白的。
可现在，第二页上有一行字。
一行陌生的字迹，横在页面上方正中，墨色很深，笔锋冷峭，起笔收笔都带着钩，和江岚那手温润的字，全然是两个人。墨迹很新。不是十年前的旧墨，那种沉进纸纤维里的旧色没有，这一行的墨还浮在纸面上，新得像刚写完没多久。
那行字写的是：
“江教授，你在找我？
你终于翻开这本本子了。十年前，你哥哥也翻到了这一页。他看完了。然后，他‘忘了’。
你呢？”
江屿握着笔记本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
他强迫自己不动。先是听，办公室里只有挂钟走秒的声音，门是锁的，窗是关严的。他这半年天天教别人分辨记忆的真假，此刻他调动全部的专业本能审视眼前这行字：纸是旧纸，页脚有十年前同一批的水渍痕；墨是新墨；字迹的运笔习惯和他见过的所有样本，江岚的、郑岚报告上那两种字迹的、二毛签字的——都对不上。
不是他哥哥写的。不是十年前写的。
写这行字的人，知道这本子在哪里，知道他今天晚上会翻开它，知道江岚当年翻到过这一页，还知道江岚“忘了”。
“忘了”。那个加了引号的“忘了”。不是忘了内容，是被拿走了。
江屿坐在灯下，很久很久没有动。挂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他把第二页凑到台灯底下又看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过，想从笔画的间隙里抠出更多东西——落款没有，日期没有，连一个多余的标点都没有。这个人写字，跟他说话一样，一个字都不多给。
然后他做了一件这半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取证。他拿出手机，把这行字拍了下来，正光一张，侧光一张，量了字的高度和间距，记在纸上。做完这些，他把笔记本放平在桌面正中，退后一步，站着看它。
十年前，江岚翻到这一页，看完了，然后他死了，他弟弟记忆里被裁走一段。
十年后，这行字换成了对他的问候。
“你在找我？”
江屿对着那行字，在空办公室里，很轻地说了一句：“是。我在找你。”
窗外，雪不知什么时候又下起来了，落得无声无息。他伸手去关台灯，指尖在开关上停了停，又缩了回来——灯留着。今晚这本摊开的笔记本，他要让它在灯光底下，明明白白地躺到天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