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大剧院的巡楼保安老代干了十一年,夜里两点到四点这段最难熬,琴房那排落地窗他每晚都要走一遍。那天晚上他走到第三间琴房门口,先闻到的是铁锈味,再往里看,一个穿演出服的女人歪坐在落地窗前,左手腕搭在摊开的琴谱上,琴谱下面的地毯洇了一大片黑。
老代一边打120一边扯下腰带给她扎手腕,扎的时候才发现人还有气,眼睛睁着,正看着窗户玻璃上自己的影子。
送到医院抢救了三个小时,人是拉回来了。值班民警做笔录,问她叫什么、疼不疼,她一个问题都没答。护士后来跟办案民警说,这人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是笑。
“她笑了一下,说:我想起来了,我的童年。妈妈给我摇扇子,外婆给我煮糖水。说完又笑了一下,才哭。”
民警调了陶然的档案,越调越不对劲。陶然,女,二十八岁,市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三天后有一场个人演奏会,海报都贴出去了。档案里写得清楚:母亲在她三岁时病逝,之后她由外婆带大,外婆在她七岁那年也走了,之后进的是福利院,十二岁被一对无子女的夫妇收养。
一个三岁丧母、七岁丧外婆的姑娘,笑呵呵地“想起”妈妈摇扇子、外婆煮糖水。
案子第二天早上转到老陈桌上。他翻卷宗翻到一半,把笔往桌上一搁:“她外婆家在哪儿?遗书写了没有?”
“遗书写了,就一行字。”办案民警把复印件递过去,“写在琴谱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我想起了童年,那不是我’。她外婆家在乡下,卷宗里她自己的口供也说在乡下,说院子里有桂花树,她小时候在树根底下挖泥巴玩。”
“然后呢?”
“然后我们查了户籍。她外婆的户籍一直在城里,住在纺织厂的筒子楼,四楼,一间半的房子,楼里连个正经院子都没有,更别说桂花树。老太太当年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丈夫走得早,一个人拉扯外孙女,七岁之前孩子确实跟她住,邻居我们访了两位,都说那楼道又窄又暗,谁家孩子都不爱在楼下玩。”
老陈盯着卷宗看了半天,把江屿的电话拨了出去。半小时后,江屿和小鹿赶到了医院。
病房里拉着半截帘子,陶然靠在床头,脸色白得发青,左手腕缠着厚厚的纱布,右手搭在被子上,手指还在无意识地动,是弹琴的人才有的那种动法。看见江屿进来,她没有惊慌,眼神平平静静的。
“江教授。”她先开了口,声音很轻,“警察说您是来帮我‘理记忆’的。可我没什么可理的,我只是终于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
“我的童年。”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妈妈摇着蒲扇,我在竹床上睡。外婆在灶间煮糖水,桂花的甜味飘一院子。秋天桂花落下来,一层金的一层黄的,我蹲在树根底下挖泥巴,外婆不骂我,她坐在门槛上唱歌……”
江屿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没有打断,等她说完,才慢慢问:“陶小姐,你外婆的糖水,是什么味道?”
“桂花的,加冰糖,熬得稠稠的。”
“你三岁以后,没有妈妈。你七岁以后,没有外婆。”江屿把语速放得很缓,“你的档案这么写着,户籍记录也这么写着。可你刚才说的院子、竹床、灶间、桂花树,都不在你外婆住的那栋筒子楼里。这些画面,是最近三个月才有的,还是一直就有?”
陶然脸上的笑停了。
她的手指在被子上攥了一下,攥得很紧,指甲都掐进了被面。过了很久,她低声说:“两个月……大概两个月前。之前我记不清七岁以前的事,医生说正常,那么小,谁记得住。两个月前开始,那些画面一段一段地浮上来,越来越清楚,清楚到我能闻到桂花味。我以为是我……我以为是我快死了才想起来的好事。”
“你遗书上写,那不是你的童年。”
“对。”她抬起头,眼睛里的东西不是恐惧,是一种更沉的迷茫,“因为它是假的。我妈死的时候我三岁,我不可能记得她摇扇子。可江教授,我手里有那种感觉,蒲扇带起来的风,一下一下的,风的声音我记得。假的记忆,怎么会有真的风声?”
江屿没答这句。他心里在往下坠。
周敏案里,他见过假童年长什么样。那是恐惧做的,黑雨衣男人、深夜的敲门声,一段被植进去的噩梦,把人一步步逼向崩溃。恐惧伤人,人还会挣扎、还会求助,因为疼,人知道喊疼。
可陶然身上这段是甜的。甜到什么程度?甜到人舍不得怀疑它。一个从小没了妈、没了外婆、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人生的前十年是灰的,突然有人往那片灰里灌进满院子桂花香。谁能拒绝?谁下得了手去撕?
然后落差来了。甜的越真,回过头看现实的自己就越假。遗书上那七个字,“那不是我”——不是说她想起的童年不真,是说活在筒子楼和福利院里的这个陶然,配不上那个童年。当一个人开始觉得自己整个人生是假的,绳子就已经套上脖子了。周敏的假记忆是逼她疯,陶然的假记忆是哄她死。
“我明白为什么是演奏会前夜了。”小鹿在走廊上跟江屿说这两天的核查结果,“我查了她的排练记录。两个月前开始排这场演奏会的曲目,里面有一首她自己写的改编小品,名字就叫《外婆的院子》。两个月前开始排,两个月前假记忆开始浮上来。同一时间。”
“曲目单谁定的?”
“她自己报的。可报上去之前,学院那边说,是有人给她‘建议’过曲目。建议的人是谁,学院的人说不清,说是一位来听过她课的‘老先生’,听了一次课,散场后跟她聊了四十分钟,之后她就把这首曲子加进了演奏会。”小鹿翻着本子,“还有。她的就医记录我调出来了。近三个月,她一共去了七次城西的‘安宁心理室’,挂的是减压疏导,理由是演出焦虑。安宁心理室在惠民理发店隔壁,就是城西那条老街。”
又是城西。江屿站住了:“注册资料呢?”
“调了。注册法人是一家咨询中介,我顺着股权穿透往下扒了两层。”小鹿把本子翻到最后一页,抬头看江屿,“老师,是那家。橘灯屋和静心堂背后,都是这家中介的壳。”
江屿在走廊上站了几秒,转身回了病房。
陶然还是那个姿势,靠着床头,右手在被子上轻轻地按,像在弹一支很慢的曲子。养父母都在外地,明天才能赶到,病房里只有护工。
“陶小姐,再问你一个问题。”江屿在床边坐下,“你‘想起’的那段童年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一句话、一个动作、一首歌,什么都行。越是说不清为什么记得的,越好。”
陶然闭上眼。她的手指停止了动作,眉头轻轻聚起来。
“有一首童谣。”她说,“外婆总唱。白天唱,晚上也唱。调子我现在还记得,可词只记得最后一句。”
“哪一句?”
“外婆唱完最后一句,会摸摸我的头,说,‘把秘密埋进树根底下,等春天到了,再挖出来。’”
病房里静下来。护工在窗边收拾东西,动作放得很轻。
“就这一句,翻来覆去。”陶然睁开眼,看着自己的手腕,声音低下去,“江教授,我在琴房里坐着的时候,想的不是死。我想的是,去哪找一棵桂花树,把我埋进去。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了一晚上,我知道它不对,我一个在筒子楼里长大的人,哪来的树根。可我就是想去找。等血流到第三首琴谱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别人放进我脑子里的。”
她抬起眼,第一次露出害怕的样子:“是谁?谁往我脑子里,埋了东西?”
江屿没有立刻回答。他从包里取出证物袋和一个笔记本,把那句童谣一字一字记下来,念了一遍给她确认。记完,他合上本子。
“陶小姐,先配合治疗,手腕上的伤养好。剩下的事交给我们。”他起身时顿了顿,“还有,演奏会照常准备。别取消。”
“为什么?”她怔住了,“我都这样了,还弹什么?”
“因为有人不想让你上这台。”江屿说,“两周后你站上去,比什么都管用。他要你死在演奏会前夜,琴谱上、落地窗前、演出服里,这个画面是他设计的。你活着上台,他的设计就当众废了一张。”
陶然看着他,慢慢地点了一下头。右手又开始在被子上下意识地按,按的还是那支《外婆的院子》,弹到一半,她的手停了。
“江教授。”她说,“这首曲子,我是不是……也不能信?”
江屿站在门口,回头答她:“曲子是你的手写的,指法是你的手记的。两个月的排练,琴不会陪你撒谎。信琴,别信院子。”
他拉上门。走廊尽头,小鹿正挂电话,冲他招手,声音压得很急:“老师,笔迹科刚回话,周敏那片银杏叶上的第二笔字,比对出方向了。她们说,跟一份旧档案的笔迹高度相似,档案要从库房调,明早出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