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东烟酒店那边的对讲机还在响，老陈对着话筒连喊了三声“撤离、全部撤离、不许接触”。
江屿站在出租屋的窗边，攥着那部还没挂断的手机，心口一下一下地撞。对面那伙人显然早就知道便衣在哪儿蹲守，那两个下车的汉子不是去抓人的，是去“亮一下相”的，跟这通电话、跟这架望远镜是一路的：示威，警告，摆明了告诉你，你的每一步我们看得见。
十分钟后，对讲机里传回消息：灰车在便衣撤离的路线上慢慢开了个来回，车窗都没摇下来，然后掉头走了。蹲守的两个兄弟安全，只是吓得够呛。
“这一晚上，他们连出三招。”老陈回到出租屋，一屁股坐在那张空床板上，点着了一支烟，“翻窗跑一个，打电话吓一个，开车堵一个。老江，说实话，我干刑警二十来年，头一回碰上这种打法。人家不伤人、不犯法、不留证据，就是让你知道，你被盯死了。”
“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意思来。”江屿把那部手机装进证物袋，封了口，“他们不是想让我们知道‘看得见’吗？好，那我就让他们多看几眼。老陈，我想给他们喂点东西。”
老陈抬起眼皮：“喂什么？”
“一条假消息。”江屿说，“专案组的动向他们盯得最紧，那咱们就造一个动向出来。从明天起，局里放风，说专案组查到了一条新线，要重点排查城西一处老宅。”
“哪处老宅？”
“鼓楼后头那个周家老宅。”江屿说，“那是三个月前就查过的地方，一无所获，再查一遍也查不出花来。但在外人耳朵里，‘城西老宅’四个字够分量。他们要是信了，一定会调人手去盯老宅，人一调，窝就得挪。咱们不去动老宅，就盯着老街的监控，看哪些生面孔冒出来，再倒着追他们的落脚点。”
老陈把烟在鞋底摁灭，琢磨了一阵：“行倒是行。风怎么放？”
“不放给外人，放给他们自己。”江屿说，“我记得局里有个姓孙的辅警，上个月食堂吃饭的时候，跟一个来修监控的师傅走得很近，那师傅是外聘的，来历咱们一直没细查。就让老孙在食堂里跟人闲聊，说漏一句‘这几天要加班，陈队带人去城西查个老宅子’。话从这种地方漏出去，他们最信。”
“老孙靠得住吗？”
“靠不得住都行。”江屿说，“他要是干净的，这话就是普通的漏；他要是脏的，这话就成了咱们的鱼饵。两头不吃亏。”
老陈咧了咧嘴：“你这脑子，真该去干我们这行。”
假情报放出去的第二天，城西老街果然有了动静。
技术组的老方是局里调监控的老手，五十来岁，坐在屏幕前跟坐在自家沙发上一个姿势。江屿和小鹿赶到机房的时候，他正拿笔在纸上画时间线：“江教授，你坐。我跟你说说这几张脸。”
老方把四段监控画面并排调出来：“昨天下午两点起，老街一共进了六个生面孔。三个是收废品收古货的，本地人，脸熟，排除。剩下这三个，你看——第一个，戴渔夫帽，从鼓楼后街东口进，在周家老宅门口来回走了四趟，全程没停超过一分钟；第二个，穿快递马甲，但那一趟片区根本没快递派件，他在老宅斜对面的早点摊坐了一个半小时，就一杯豆浆；第三个最贼，是个女的，拎菜篮子，装的，篮子里的葱蔫成那样了，她在老宅巷口跟人问了路，问的还是明明挂着路牌的街。”
“三个人，三个位置，把老宅围成了一个三角。”江屿盯着屏幕说，“不是来查的，是来布哨的。鱼咬钩了，老方，接下来麻烦你，倒着追。这三个人进老街之前从哪儿来，出老街之后往哪儿走，一路追回去。”
追了整整一天半。老方带着两个徒弟，把老街周边十几个路口的监控翻了个底朝天，最后把三个人的踪迹汇到一处：老城区南边，一栋贴了拆迁公告的待拆居民楼。三个人前后脚进了那栋楼，一个都没再出来。
“这楼我熟。”老陈翻着地图，“红旗三巷十七号，整栋楼早签了拆迁协议，住户全搬走了，就剩个看门的。白天有人进出也不奇怪，收破烂的都爱往这种空楼里钻。”
“收破烂的不拉窗帘。”老方把一段监控截图推到大屏上，“你们看三楼东户。这栋楼的窗帘，我调了七天的画面。全楼就那一户，窗帘从早到晚拉着，厚得那种，夜里灯一亮，帘子底下漏一线光。跟你们之前说的那个‘橘灯屋’，路子一模一样。”
老陈一拍桌子：“突了它。”
“不急在白天。”江屿说，“等凌晨。屋里要是真有哨，白天动手，人家顺着楼后那条窄巷就跑了。凌晨四点，人最困的时候，前后门同时上。”
凌晨三点五十分，专案组的人手在红旗三巷巷口集合。夜里下过一阵小雨，巷子里的青石板湿漉漉的，六个人踩着墙根分两路包了过去。江屿坚持要跟第一组，老陈拦不住，只让他穿了一件防刺背心，走在自己身后半步。
四点整，前门撬开，人冲进去。一楼空的，二楼空的，一楼到二楼的楼梯积着厚灰，只有靠墙一侧被踩出了一条干净的道。三楼东户的门虚掩着。
老陈抬手示意，两个人一左一右贴上去，推门。
屋里没有人。
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折叠床，床单叠成方块，一个电水壶，壶身还是温的。桌上没有杂物，地面没有烟头，连垃圾桶都套着崭新的袋子。整套屋子像一间随时可以提包走人的宿舍，说不准是十分钟前撤的，还是三天前撤的。
“人呢？”负责后门的小伙子在对讲机里喊，“后窗没动过，楼下也没人出去！”
“那就还在楼里，搜！”老陈压着嗓子布置。整整一栋楼翻了个遍，连地下室和天台水箱后面都查了，人影没有，只在天台的铁门上发现一截新剪断的锁扣。人家早备好了退路，只是这一晚恰好没在屋里睡。
撤是撤了，东西却没带走干净。技术组的人在窗台夹层里摸出了一本硬壳笔记本，黑色封皮，巴掌大，用一层塑料袋裹着塞在窗框和墙的缝里。
江屿戴上手套翻开。扉页上一行钢笔字：观察记录·第三册。
“第三册。”老陈凑过来看，“那前两册呢？”
“不知道，可能销毁了，可能还在别的哨位。”江屿一页页往后翻。里面是流水账，一天一条或者几条：日期、时间、人物特征、衣着、从哪条街进、停留多久、跟谁碰面。半年来城西老街的出入人员，被这本子记得密密麻麻。
翻到最近的日子，江屿的手停了。
十一月三日，江教授，09:12—11:40，老街西口，与一名女性同行（疑似记者）。女性背双肩包，进老街前在报刊亭停留约两分钟。
那一趟，是他和程蔓去槐树巷。每一分钟都被人记了下来。江屿把这一页又看了一遍，指节慢慢收紧，纸页边被捏出一道折痕。
小鹿从旁边探过头看了一眼，倒吸一口气，往后退了半步：“这、这写得也太细了……咱们哪天几点进的老街，人家全……”
屋里安静了几秒，只有几支手电的光柱晃来晃去。江屿翻到最后几页。最后有字的一页，墨迹明显比前面的新，写字的人下笔也更用力：
观察对象风险升级，建议启动“接触试探”程序。
“接触试探。”江屿把这四个字念了出来。他站在空荡荡的屋子中间，忽然想起小鹿在图书馆遇到的那个“哲学系学长”，想起程蔓口中那个套话的“同行周子安”。他一直以为那些是组织外围的人自作主张的零散动作，现在看，全不是——那些是“程序”，是映照部按流程下达的任务，做完记录归档，一环扣一环。
“陈队。”江屿合上笔记本，用证物袋封好，“这本册子告诉咱们两件事。第一，他们的观察是成系统的，有程序、有存档、有编号，第三册，说明前面至少还有两册，可能记录了更早的东西。第二，末页这行字说明，贴身摸底只是开胃菜，他们正准备对咱们上更深的手段。”
老陈接过证物袋看了看，又还给他：“那咱们怎么办？”
“两条腿走。”江屿说，“第一，这本册子交给技术组，查纸张、查墨水、查指纹，尤其对一对写字的人和登记册封底那行铅笔字，是不是同一只手。第二，”他顿了顿，“他们撤这个哨，撤得这么急，说明咱们追到红旗三巷这条线，他们始料未及。他们能算准咱们蹲守的位置，算不准咱们的每一步。这一次，是咱们快了半拍。接下来要一直快下去，抢在他们启动‘接触试探’之前，先摸到映照部的老巢。”
“摸老巢，从哪儿下手？”老陈问。
江屿把证物袋在手里掂了掂：“这本册子是第三册。哨位可以撤，东西可以烧，但写册子的人不会凭空消失。查这本册子的来路，谁送来，多久换一本，从哪儿送，往哪儿收。让老方把红旗三巷所有的路口监控再翻一遍，重点找‘定期来取送东西的人’。流水账要交差，就得有人来收账。”
凌晨五点半，天边刚泛出一点灰白。收队下楼的时候，小鹿走在江屿旁边，抱着设备箱，忍不住小声问：“江哥，你说他们现在在哪儿看着咱们呢？”
江屿推开单元门，巷子里的雨气扑面而来。他没回头，只说了一句：“看着吧。这回换咱们看了。”
老方的电话就是这时候打来的，声音里带着一夜没睡的哑：“江教授，成了。我翻到十一月八号，有个骑电动车戴头盔的男人来过那栋楼，进楼二十分钟，出来的时候，车筐里多了个包裹，用黑布盖着。我顺着他的路线追了四个路口——”
“追到哪儿了？”
“追丢了，他最后消失的位置，在城北纺织厂宿舍区那一带。江教授，那一片，路况我看了，全是九十年代的老宿舍，监控只有两个口，人一进去就是大海捞针。”老方停了停，“不过有个东西捞着了。他中途停过一次车，在一个早点摊买包子，摘头盔吃早饭。我把他摘头盔那张脸截下来了，清晰度还行。你们过来认认，看这张脸，你们谁见过没有。”
车开出巷口的时候，老方把截图发到了江屿手机上。江屿把屏幕亮度调到最高，那张脸放大在眼前，小鹿从副驾驶探过头来看了一眼，忽然“咦”了一声。
“怎么了？”江屿问。
“这人……”小鹿盯着照片，眉头一点一点皱起来，“好像给我们送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