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差一刻，江屿到了槐树巷口。
中介小哥是老陈那边托关系找的，姓吕，二十五岁，骑电动车来接的他，一见江屿就打开了话匣子。
“江教授是吧？您这眼光好，这一片要真改了，值钱。就是慢，太慢了。”小哥把电动车支好，领着他往巷子里走，“您看这巷子，空的空、锁的锁，就剩十来户。征收办的人跟我倒过苦水，说别的户都磨下来了，就19号，一个老太太，钉子户里的钉子户，磨了两年，一步不退。补偿标准给她抬了两回，人家看都不看。”
“她一个人住？”
“一个人。您说邪门不邪门，那么大岁数，守着个旧院子，白天缝衣服，晚上也不见点几盏灯。”小哥回头压低声音，“我劝您啊教授，这房您要看，主要看院子面积和产权，老太太那户不好弄，您得有心理准备，看归看，别聊拆迁，聊崩了我可拉不回来。”
“不聊拆迁。”江屿说，“我看看建筑。”
巷子越走越窄。地上青石板碎了几块，缝里长着草。走到中段，江屿放慢了脚步，两棵槐树就在这一片，一棵整的，一棵半边枯了，剩的半边还挂着绿。半枯那棵树底下，是那片封着的旧公房，铁门上的封条他前天看过。门牌从十七排过去，十九在另一侧，独门独院。
一棵歪脖子枣树，一堵灰砖墙，墙头探出些枯藤。院门是旧的，两扇木门，虚掩着，留了一条缝。
小哥敲了两下门：“苏婆婆？我小吕，带个看房的先生。”
里头过了一会儿才有动静。门开了一条缝，开门的是个瘦小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但梳得整齐，一丝不乱，用一根银簪子别在脑后。她先看中介，目光扫过去，没停。然后看江屿。
这一看，看了很久。从脸看到肩膀，最后落在两只手上，落定了。
“看房的？”她说，“看房的先生，右手的老茧不会磨在指腹和虎口上。那是常年翻纸的手。翻纸翻了几十年的，才这么长。”
小哥在旁边张了张嘴没接上话。江屿也没辩。老太太把门又推开了一条，侧身让开。
“你是谁，我不管。”她说，“进来说。小吕，你在外头等着，巷子里风大，你自己添衣裳。”
小哥被这么客客气气地撵了出去，站在枣树底下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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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屋不大，干净得过分。地上扫得没有一根线头。靠窗摆着一台老式缝纫机，黑色的机头擦得发亮，机针下压着半件没缝完的中山装，藏青的料子。屋里还有一台挂钟，走得不准，慢，但走得响。
“婆婆怎么称呼？”江屿站在堂屋中间，没坐，等她指了座位才坐。
“苏。街坊叫我苏婆婆。”她也没坐，站到缝纫机后头，两只手搭在机板上，“教书的？”
“教书。教了些年头。”
苏婆婆点了下头，像是这个答案对得上她的账。她不看江屿了，低头理那件中山装的料子，一边理一边说，说的调子很平，跟数线头似的。
“这屋子，十年前就‘空’了。不是没人住的空，是事儿的空。”她说，“这巷子里十年前住客多，后来一夜一夜地走，走了大半。走的人家，有的搬家，有的不是搬家——夜里走的，东西都没带全。征收办来的时候，巷子已经这样了。他们当我是不肯搬的钉子户，给我算账，算补偿。他们不懂。”
“懂什么？”
“我不是不搬。”她捏着一枚顶针，在指头上转了半圈，“我是在等人。等一个说好了‘我回来取东西’的人。”
江屿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没动。挂钟嗒、嗒、嗒地走。
“等谁？”他问。
苏婆婆把那半件中山装从机针下取出来，捧在手里，捧得很稳。
“我儿子。”她说。停了一下，又说，“还有他一个朋友。一个念书念得特别多的年轻人。戴眼镜，说话文气，可是走路快，吃饭也快，是个心里存着大事的年轻人。他们两个，当年在我家后头的地下室里‘做事’。做完了，人就没了。我儿子是先没的。那个年轻人，是后没的。”
“‘做事’？”
“我没问过。”苏婆婆说，“缝衣服的人，规矩是眼里过活儿，嘴里不问。他们夜里下来，白天不露面。那个年轻人上来喝过几回茶。有一回，茶喝到一半，他问我，婆婆，你信不信，有些东西，纸包不住，布包得住。”
她说到这句，抬起了头。眼睛是浑浊的，可里头的东西不浑。
“教授先生。”她说，“那个年轻人眉心有颗痣，不对，记岔了，是道疤，很浅，不细看看不出来。他走之前，把一样东西，缝进了这件衣服的夹层。”
江屿的后背，一寸一寸地绷紧了。他没让脸上动，只是站了起来，走到缝纫机跟前，隔着一步看那件中山装。
“缝进去的东西，”他说，“是什么？”
“不知道。有厚度，硬的，一小片。”她说，“针是我缝的。东西是他选的位置。他站在我旁边，一针一线看着我把口封上，缝完了，他把衣服叠好，交到我手上，说了一句话。”
“哪句？”
“他说：‘拆早了，会死人。’”苏婆婆一字一字地重复，重复完，屋里就剩挂钟的声，“十年了，这件衣服我缝缝拆拆保养过四回，别处都动过，就那一道针脚，我没碰过。我等他回来拆。他没回来。前年开始，巷子里又有人走动了，生面孔，走的不是巷子里的步子，是看地方的步子。我知道，我不能等了，再等，东西要被人替我拆了。”
她把中山装翻过来，铺在机板上。指尖点在后腰内侧的夹层上。那里有一道线，细密，走向顺着衣料的纹理，不细看，看不出来。
江屿盯着那道线。十年的针脚。一个年轻人，把“东西”缝进一件衣服，托给一个裁缝的母亲，说拆早了会死人，然后人间蒸发。他在心里飞快地过了一遍：地下室、做事、走夜路的巷子、十年前，把这些贴在一起，标签上只能写两个字：江岚。可他不能写死。眉心的疤，他没见过，哥哥的照片里，眉心干净。
“婆婆。”他开口，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多哑了一分，“我不拆。今天不拆，往后也不乱拆。我只想先问一句，那个眉心有疤的年轻人，说过自己叫什么吗？”
苏婆婆看着江屿，看了很久。看得江屿以为她不会答了。
“说过。”她终于开口，“他说他姓沈。”
江屿站在缝纫机前，没动。姓沈。沈知遥。那个被覆盖进崔国生脑子里的名字，那个“户口沉了”的名字。可眼前这位老太太等的“沈”，是个走夜路、喝她茶的活人。两头的“沈”是一个人，还是一实一虚，一时定不了。
“婆婆。”他又问，“缝衣服那天，是哪年哪月，您记得吗？”
“记得。”苏婆婆说，“我儿子走了整半年那天缝的。日子我记得死，缝一件衣裳，我记日子，跟记人一样。”
“哪天？”
“零五年，十一月底。”她说完，把铺开的衣裳重新叠起来，抱在怀里，像抱一件怕凉的活物。她抬眼看着江屿，“教授先生，你手是翻纸的手，嘴上却是来问人的。后头的地下室，灯我留着的。你要看，自己去看。看完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我儿子走的那天夜里，天上落雪没落雪。”她说，“我在屋里缝衣裳，没顾上看天。”
江屿往堂屋后头走。后门推开，是个小院，院角一扇矮铁门，门没锁。他拉开，一道水泥台阶下去，底下黑洞洞的，最里头，一盏昏黄的灯亮着，不知亮了多少年。
他扶着墙，一层一层往下走。走到倒数第三级台阶，他停了一下，不是因为别的，是地下室里那盏灯底下，摆着一张旧木桌，桌上有一只搪瓷缸，缸口朝上，缸底干干净净。
跟崔国生那个每天冲三遍的搪瓷缸，是同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