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里的灯亮得早。程蔓和小鹿提着两袋热豆浆进巷的时候，苏婆婆家的缝纫机还在响，哒哒哒，节奏很稳。
这已经是第三次上门了。前两次，老太太隔着门缝说不用做衣服，门就关上了。程蔓换了法子，这回进巷没提案子，提的是“口述史”。小鹿背上挂着录音笔，胸前挂着大学的名牌，说是做老城区口述史采集，每采访一位老人给一份纪念册。
门开了。苏婆婆七十二岁，退休裁缝，在这条巷子里做了五十年衣服，眼睛有点花，手上一点不花。她把两人让进屋，屋里最值钱的就是那台老式缝纫机，机身上的漆掉了一半。
豆浆递过去的时候，老太太还是有点戒备，问东问西，问你们那个纪念册给几份，问学校管不管饭。程蔓一一答了，答着答着，把话引到了自己身上。她说她做记者之前，家里出了事，父亲十年前走的，走得不清不楚，她这些年一直没弄明白。
“我父亲当年是查一个疗养院的。”程蔓说，“查着查着，人就没了。家里人到现在连他最后在哪儿都不知道。”
苏婆婆端豆浆的手，抖了一下。
豆浆没洒，可老太太把杯子放回桌上放了两回才放稳。她没看程蔓，看着缝纫机，看了好一阵。
“也是查那个疗养院的。”她说，“你们家那位，姓什么？”
“程。程明远。”
老太太缓缓摇头：“不认得。可我认得你们这种神色。”她转过头来，浑浊的眼睛在两人脸上停了停，“查那个地方的人，家里人来问的时候，都是这么个神色。十年了，你们是第三拨。”
“还有两拨是谁？”小鹿问。
“一拨是个年轻人，男的，斯文，问得细。一拨是个老头，带了个学生。”老太太顿了顿，“都问19号。”
小鹿和程蔓对了一眼。带学生的老头，问的是十年前。老太太口中的时间线正在松口。
程蔓把凳子往前挪了挪，声音放软：“婆婆，19号那户，到底住过什么人？”
缝纫机的踏板早停了。老太太的手搁在布料上，摩挲了一会儿，像是在摸一条缝了十年的线头，慢慢往外抽。
“十年前，19号住进来七八个房客。”她说，“是那个疗养院安排的。房东是外头的人，收了钱，钥匙交给疗养院，人就是一个一个送来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
“他们是什么样的房客？”
“安静的。”老太太说了这两个字，停了停，“安静得吓人。巷子里谁家孩子闹、狗叫，他们那院子从来一点声没有。他们自个儿出门买菜，排队，点头，钱货两清，规规矩矩。可你跟他们说话，”老太太抬起手，比划了一下，“你说一句，他们要愣两秒才答。不是耳背。是那句话得在脑子里走很远的路，才走得出来。”
小鹿记录的手停了。他想起郑岚说过的那个词：说不通。
“你跟他们说话多吗？”程蔓问。
“开头多。我是做衣服的，量体就得说话。后来就少了。”老太太从针线笸箩里翻出一块旧布，捏着布边给两人看，“你看这布，你们年轻人看是一块布，我看是三层，面子、里子、夹层。那院子里的人也一样。面子是个人，里子不知道是什么，夹层里头，装的什么我没看见过，可我知道有。”
“婆婆，您怎么知道他们是疗养院安排的？”
“因为有个男人隔几天来一趟。”老太太把布放回去，“来发药，登记。带个本子，一家一家进门，出来在本子上记。那个男人，戴薄手套。”
江屿的笔尖在记录本上顿住了。
这是晚上十点，江屿坐在缝纫机旁边。他和小鹿、程蔓是在老太太家里碰的头，前面两小时是程蔓和小鹿铺的路，最后半个小时，程蔓给老太太打了电话，说想介绍一位“懂行的老师”来听听。老太太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说了句“来吧，豆浆再带两份”。
现在，薄手套三个字一出，江屿写字的手停在了半空。
“手套？”他问，“什么样式的？”
“薄的。薄得能看见手纹。”老太太说，“我做了五十年衣服，皮子布料摸了一辈子，真皮假皮、羊皮牛皮，上手就知道。他那一副，不是皮手套改的，是医用手套外面绷了层薄羊皮。市面上没有卖的，是找人定做的。手上有汗还不留印子，脱下来叠得方方正正放口袋里。”
“发药的男人，您见过几次？”
“十来次。他跟我买过一副护腕，说是手腕落了毛病。我给他量腕围，他说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手很干净。”老太太想了想，补充了一句，“干净得不像总出门的人。指甲修得极短，短得过了头，剪到肉里去那种。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人手上做的事，见不得指甲缝里有东西。”
江屿在本子上写：薄手套，徐砚之。写完又画了个问号。橘灯屋走出来的人里，戴薄手套的是徐砚之。可十年前，19号还是落脚点的时候，来的这个薄手套是不是他，得对时间。徐砚之的从业记录里，正好有一段空档。
“婆婆。”江屿放下笔，“这些人，在19号住了多久？”
“前后七八个月。”老太太说，“后来有一天夜里，人没了。”
屋里的三个人都没出声。缝纫机上蒙的布被风吹得动了一下。
“那晚我记得清楚，是十月初，夜里下小雨。”老太太的声音平了下来，平得像在念一段量好的尺寸，“后半夜，巷子里进来几辆车。不响笛，不开大灯，就那么慢慢开进来。我起夜，从窗户看见的。他们挨家叫门，不是砸，是敲门，笃笃笃，很客气。房客一个一个出来，自己上车的。没有人吵，没有人挣扎，连行李都拎得整整齐齐。”
“像被叫去开会。”老太太说，“就那么走了。第二天，19号院里干干净净，跟没人住过一样。”
“您儿子那晚也在吗？”程蔓轻声问。
这个问题江屿本来想拦的，程蔓还是问了。老太太没炸，也没哭，就是很久没说话。她伸手把缝纫机上那块布抚平，抚了一遍又一遍。
“你们来三回了，我不说，是说了也没用。”她终于开口，“我说了，你们记下，也许有用。知遥是我徒弟，不是亲儿子。亲儿子十年前就没了。”
“没了，是，”
“死了。”老太太说得干脆，“他是跑社会新闻的记者，那时候盯那个疗养院盯了大半年，说是握着东西了。有一天他说要去见一个人，回来路上，车冲进了河里。交警说是雨夜路滑。我儿子开了十几年车，那条路他一个礼拜跑三趟。”
小鹿的呼吸压低了。江屿的笔又停了。
“知遥是他什么人？”他问。
“是他带过的实习生。小地方来的，没爹没妈，跟着我儿子跑了两年新闻。”老太太说，“我儿子出事以后，别人都散了，他没散。他跑来问我，师父手里到底握着什么，他要去接着查。我说你别查，查的人一个一个都没了。他说，师父的债，总得有人还。”
“还债还到什么程度？”
“查到19号。”老太太说，“他跟我说，师父死之前，把19号摸清楚了。那些房客不是房客，是‘受试者’，疗养院把人做完，搁在巷子里养着，隔三差五发药、登记、观察。师父说这里是个‘落脚点’。”
落脚点。江屿把这个词记下来，跟手册上那句“观察”放在了一行。
“后来有一天，知遥回来，脸色灰败，我一看就知道出事了。”老太太的手在膝盖上收紧了，“他跟我说了两句话，说完就走了，再没回来过。”
“哪两句？”
“第一句，‘妈，搬不走的人是我。’”老太太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第二句，‘若有人来问，东西在衣服里。’”
屋里静了很久。程蔓先明白过来，猛地看向江屿。
“婆婆，”江屿的声音也压着，“知遥失踪，是房客们被接走之前，还是之后？”
“前两个月。”
“他知不知道自己会被带走？”
“他那句‘搬不走的人是我’，我琢磨了十年。”老太太说，“前头那批房客，是疗养院送来的，是他们的东西，说搬走就搬走。知遥不是。他是自己撞进来的外人，是条漏网的鱼。他们收拾完院子，鱼还没走——所以搬不走的，是他。”
“东西在衣服里。”江屿低声重复，“什么衣服？”
“我做的。”老太太说，“他走之前一个礼拜，拿来一件旧外套，让我‘加个夹层，厚一点，针脚走密’。我当他是怕冷。夹层里塞没塞东西，我没看，做衣服的规矩，客人不让拆的不拆。可他拿来的那天，衣服是沉的，比一件空外套沉。”
缝纫机旁边，小鹿一直没敢问的那句话，还是问出来了。他声音很低：“婆婆，知遥……他也是那些‘房客’里的一个吗？”
老太太摇头，摇得很慢。
“他是自己走进去的，也是自己没出来的。”她说，“但你们要找他，别去人堆里找。十年了，一个顶了别人名字、还了一辈子债的人，早就把自己也缝进夹层里了。”
她说完，从针线笸箩最底下，摸出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包，推到江屿面前。
“这是知遥走那天落在我这儿的。我一直没敢动，也没舍得扔。你们是第三拨来问的，头两拨我都没给。”老太太看着江屿，“你进门到现在，一句没催我，一句没套我。你们家那位——”她看向程蔓，又看回江屿，“那个查案查丢了命的，和我儿子，和知遥，都是一条线上的人。东西给你们，我不亏心。”
江屿戴上手套，解开纸包。里面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外套，深灰色，样式过时了，针脚密得不像家用缝纫机走的线。他把衣服托起来，对着灯，一层一层地摸。
右襟内侧，夹层里有一处明显比别处厚。他的手指在那个位置停住，隔着布，摸到了一个硬的、巴掌大的轮廓。
“婆婆，”江屿抬头，“借我一把拆线的剪刀。”
老太太从笸箩里取出一把小剪刀，塞进他手里，然后把台灯往他这边挪了挪，替他把光打亮。
“拆慢点。”她说，“这针脚，是我这辈子走得最密的一道。拆的时候——别把它剪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