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的门牌上写着崔国生的名字，可这个名字是三天前才挂上去的。
从苏婆婆的巷子回来之后，专案组按图索骥，把那个顶了沈知遥名字、开了十年废品站的男人找到了。身份证、户口本、街坊的证言，全是“沈知遥”。可小鹿把指纹送进库比对，跳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人：崔国生，五十四岁，原槐树巷街道办聘用信息员，十一年前登记为失踪。
人进了医院第三天，躁狂发作了两回，整夜整夜地在墙上刻字。护士拦不住，主治医生也头疼，第四天一早把江屿堵在走廊里。
“江教授，我直说。他这种情况，躁狂加身份紊乱，我建议上镇静类药物，先把症状压下去。你要做问询，也得等他稳定。”
江屿摇头：“医生，他的躁狂不是病出来的，是从里头顶出来的。他脑子里有两套东西在打架，一套是别人给他装的，一套是他自己的。你用药压，压掉的偏偏是打架打得凶的那套——他自己的。”
“你的意思是，药会把他仅剩的真记忆一起压死？”
“对。”江屿说，“给我四十八小时，不用药。出了事我担。”
主治医生看了他半天，最后在医嘱上改了一行字，走了。
江屿搬了把椅子，进了病房，坐在床边。
崔国生半靠在床头，两只手的指甲全是劈的，都是抠墙抠的。墙上是密密麻麻的刻字，一层摞一层，最新的那行还没刻完：档案在槐树下，人是活——
江屿不问墙上那行字。他一个字都不问沈知遥，不问废品站之前的事，不问十九号。他就坐在那儿，跟聊天一样开口：
“崔师傅，干废品站这行，辛苦吧？”
崔国生的眼珠慢慢转过来，涣散的，没焦点。
“我以前街坊里有收废品的，天不亮就蹬三轮，一年到头，手上的口子没断过。”江屿接着说，“你收废品这些年，有没有收过什么值钱玩意儿？不是钱多，是你自己觉得值的那件。”
好一会儿，对方没动静。江屿不催，就坐着。窗外的麻雀叫了两声。
“……缝纫机。”
崔国生忽然出了声，哑得厉害。
“什么缝纫机？”
“一台缝纫机。”他的眼神还是散的，可话接得顺，“蝴蝶牌的。老牌子。槐树巷裁缝铺淘汰下来的，机头还灵。说好给我两块钱，让她处理给我。”
“后来呢？收了吗？”
“没收钱。”
“为什么？”
崔国生的嘴唇动了动，半天，冒出来一句：“她……给我缝过袖口。缝了，不收钱。我就，不收她的钱。”
江屿坐在那儿没动，心里的线绷紧了。小鹿在墙角的本子上飞快地记：蝴蝶牌缝纫机，槐树巷裁缝铺。苏婆婆铺子里那一台，正是蝴蝶牌。这人是槐树巷的熟人，不是“沈知遥”这个外来身份认得的巷子。
“崔师傅，”江屿顺着这条线慢慢往回引，“槐树巷，你熟？”
“熟。打小熟。”
“巷口有什么？”
“一棵老槐。两抱粗。夏天底下摆棋摊，老头儿们下棋，吵。”
“往里走呢？”
“修鞋的老周。裁缝铺。再里头，十九号院。”崔国生说到这儿，语速慢下来，“十九号……那阵子，住进好些怪人。”
“怎么个怪法？”
“夜里不点灯。白天拉窗帘。菜倒是照买，见了人点头。就是……”他眉头拧起来，像在很远的地方找词，“就是不该巷子里的东西似的。巷子里的人，谁家两口子吵架、谁家孩子考学，几天全巷子都知道。他们那院里的事，你凑到门口也听不见。”
“你给街道办做过事，是不是？”江屿把声音放得更平，“我听说，巷子里有几位师傅，平时帮着留意生人。”
崔国生的眼神忽然亮了一下，那不是病人的亮，是被认可的亮。
“耳报神。”他说，“巷里来生人，我第一个知道。上头要这个。生人进巷，几点来的，穿什么，往哪家去，我记着，月末报一回。”
“那些怪人住进来的时候，你报了吗？”
“报了。”他说完这两个字，忽然停住，喉结上下滚了一滚，“报了才坏的事。”
江屿没接话，等他。
“我看见他们被拉走了。”
崔国生的手抓住了江屿的手腕。那力气大得吓人，五十四岁一个发狂的病人，指甲抠进江屿的肉里。
“夜里，车开进来，不亮灯。人一个个自己上的车，规规矩矩。第二天院子空的。”他盯着江屿，眼睛瞪得发红，“我多嘴。我打听。我跟人打听他们去了哪，是收容还是遣送，我一个耳报神，这点事我打听不着吗？我打听着了，”
“你打听着什么了？”
“我说不出口。”他的声音抖起来，“我脑子里的东西被人拿笤帚扫过一遍，扫得干干净净，就墙角旮旯还剩点土。我知道我打听着了，可那句话，那句话扫没了……”
“不急。”江屿按住他的手背，“扫剩下什么，你说什么。剩一个字说一个字。”
崔国生喘了很久。喘匀了，接着说，一句一顿：
“过了几天，来了个人。斯文，干净，说话轻。他给我倒了杯茶。戴着手套，端杯子都戴着手套。”他的眼睛闭上了，像是不愿看，“他说：‘崔师傅，嘴严点，命长点。’我喝了茶。茶是温的。睡了一觉。醒来……”
他睁开眼。
“醒来，我就成了‘沈知遥’。”
病房里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的气泡声。小鹿在墙角，笔尖停在纸上没敢动。
“不对。”崔国生忽然摇头，越摇越快，“不对，不对，我是崔国生。崔国生！我爸叫崔有田，我属虎的，我十九岁在砖厂砸过手，右手，你看，”他抬起右手，中指上一道旧疤，“我砸的！我是崔国生啊！”
后半句他是喊出来的。喊完，整个人剧烈地抖起来，抖得床架子都在响。一个“沈知遥”的名字在他脑子里活了十年，一个“崔国生”此刻刚刚醒来，两半撕着他。他一会儿喊崔国生，一会儿又低声嘟囔“废品站、账本、周三收纸”，一个身份拽一边。
江屿起身，两只手按住他的肩膀，把他慢慢放平，掖好被角，低声说：“你姓崔。崔国生。这一句，你现在记住了，往后丢不了。谁也拿不走了。”
崔国生盯着天花板，抖得轻了些。眼角有水淌下来，流进鬓角的白发里。他嘴唇还在动，反复地、无声地念那三个字。
江屿冲小鹿使了个眼色，两个人退出了病房。门在身后合上，走廊里消毒水的味很重。小鹿靠着墙，半天没缓过来，声音发颤：
“老师……他没疯。他是一桩软处理的灭口。他知道得太多，杀了他反而留痕迹，所以他们不杀，把他整个人‘删了重写’。旧身份清空，装一个‘沈知遥’进去，顶别人的名字、开废品站、在巷子边上守着，”
“守着那条巷子。”江屿接上，“他们把处理过的人，放在离现场最近的地方。这不光是灭口，还是布置。十年里，要是有人顺着沈知遥的债找上门，撞见的会是一个‘正常活着’的沈知遥，查不出东西，线索就断在这儿。”
“那墙上那行字……”
“档案在槐树下，人是活的。”江屿望着病房门上的观察窗，“覆盖术扫得再干净，扫不掉一个人最疼的东西。他给街道办当了半辈子耳报神，‘把要紧的事藏好、记牢、等上头来取’，这是他一辈子的活法，刻在骨头上的。他们改得掉名字，改不掉这个。所以他疯了十年，手也刻了十年，他不是在发疯，他是在用当信息员的法子，给不知道哪天会来的人，留一份情报。”
小鹿掏出本子，把那行刻字抄了下来。
“档案在槐树下。”他念了一遍，抬头，“老师，巷口那棵老槐，底下真埋着东西？”
“崔国生当耳报神的年头，街道办的原始记录他也存不了家里，家里会被翻。巷口的槐树底下、树洞、棋摊的石凳缝，那是他的‘库’。”江屿说完，忽然停了一下。
“还有后半句。‘人是活的’。”他看着小鹿，“崔国生那天夜里看见一院子人被拉走。可他这句话不是十年前的话，是刻在墙上的、留给来人的话。他在说：有一批档案，在槐树底下；还有一个被带走的人，活着。”
“活着的是谁？”
江屿没有立刻答。他掏出手机，翻到那张深灰色旧外套的照片，右襟夹层里摸出的那个巴掌大的硬轮廓。
“沈知遥真身失踪前，把东西缝进了衣服，人没再回来。”他说，“可崔国生是被‘戴手套的斯文人’处理过的，处理之前，他打听过那些人的下落，他还说他‘打听着了’。小鹿，那句话被扫没了，可扫剩下的土里，兴许还压着半个字。”
他转身往病房走。
“再进去一趟。这回不问下落，就问一句，他喝茶那天之前，最后一次跟‘要紧的人’说话，说的最后一个词是什么。”
病房里，崔国生已经不抖了，半睁着眼，嘴唇还在无声地动。江屿在床边坐下，问得很慢：“崔师傅，喝茶之前，你最后一次跟人说要紧事，最后那句，最后那个词——是什么？”
崔国生的嘴唇停了。很久，他吐出两个含混的字，说完人就像被抽空了一样睡过去了。
那两个字，江屿听清了。
“地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