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国生的病情是第七天稳下来的。人不抖了，夜里能睡整觉了，白天清醒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查房的时候他跟护士要了两次报纸，还问了一回收废品那些年攒下的三轮车放在哪儿，护士答不上来，他也就不问了。
第九天上午，郑岚带着一套评估工具进了病房，做了整整四个小时。神经心理测验、记忆一致性检验、应激反应测试，一项一项过。下午三点，她把评估报告抱到专案组的小会议室，往桌上一放，先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停下手的话。
“你们之前的判断，得整个翻过来。”
“翻哪个方向？”江屿问。
“你们一直认为崔国生是一件失败的覆盖品，说他是被‘删掉重写’的软处理，是组织处理失当留下的残次品。”郑岚翻开报告，“可我的评估结论是反的。他的覆盖不是做坏了，是做好了。”
屋里没人接话。郑岚把测验的几页关键记录抽出来，摊开给众人看。
“覆盖术最怕三样东西：追问、应激和情绪缺口。一件做坏的覆盖品，假身份是经不起问的，问三遍前后就矛盾，情绪记忆配不齐，你提他假身份里的‘亡妻’，他脸上不会有该有的反应。可崔国生不是。这四小时里我把他当正常证人测了个遍。他的假身份，‘沈知遥’，开废品站、娶过亲、妻子病故、无儿女，全套自洽，我反复追问了五个来回，日期、地点、细节，一次矛盾都没有。更可怕的是情绪记忆是配齐的。我提到‘亡妻’，他眼眶发红，喉结滚动，反应的时程和强度，跟一个真丧偶的人没有显著差异。”
“他妻子是真的存在过？”小鹿问。
“档案上查无此人。”郑岚说，“这个女人是配给他的，连丧妻之痛都是配好的。还有，我测了他的假身份形成时间感。一个真活着的人，对自己过去十年是有‘时间厚度’的，知道哪年紧哪年松，哪些事连着哪些事。他的时间厚度是均匀的，每一年都差不多，像一堵新砌的墙上抹了一层灰。抹得很匀。”
她合上报告，说了最后一句：“失败品不会这么精致。这是一件合格的成品。而且是被人送出来的。”
“送出来？”老陈皱眉，“送到哪儿？”
“送到我们能捡到的地方。”
江屿把这句话在屋里踱了两圈。他从郑岚的报告里抽出一页，钉在白板上，然后拿起笔，在旁边写了“投放”两个字。
“我之前的思路是：组织处理了多嘴的线人，把他做成空壳，扔在槐树巷边上看门，这是‘处理’的思路。”他说，“现在思路要掉个头。组织花大成本，给一个街道办的信息员做全套身份覆盖，假名字、假履历、假亡妻，连痛都给配齐，然后把他放在废品站，一放十年，最后‘恰好’在我们查到槐树巷的时候发病刻字，被我们收进来。陈队，你们不觉得这个‘恰好’太贵了吗？处理一个多嘴的线人，一杯茶就够了，崔国生自己说过。他们没喝茶，做了全套手术。手术费比一杯茶贵一万倍。”
“贵有贵的道理。”老陈说，“他们要的不是他闭嘴。”
“对。他们要的是他开口，对着我们开口。”江屿在白板上列起来，“投放什么？第一，投放‘沈知遥’这个名字，我们捡到崔国生，指纹比对，查到顶名，顺着查到沈知遥，查到07。第二，投放‘人是活的’这句话，他墙上刻了十年，我们进病房第一天就看见了。第三，投放槐树巷，他的废品站就在巷口，他本人就是路标。第四，”江屿停了一下，“投放一个教训。任何一个敢打听的线人，看看崔国生：人还活着，日常能买菜能记账，可‘你’已经没了。对组织内部的人来说，这个教训比杀人有效。杀人吓人一时，这个吓人一世。”
“可要是投放，”小鹿越想越不对，“投了十年才被我们捡到？这投放的回收期也太长了。”
“长，是因为收件人一直没来。”江屿说，“我哥十年前查到这一带，人没了，信一直押在邮筒里。直到我们捡到赵把式、捡到符号册、查到槐树巷，投递条件才算凑齐。你们不觉得吗，从苏婆婆的巷子到崔国生的病床，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点太顺了。顺得像有人在前面替我们修过路。”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老陈把手里的笔搁下，没说话，起身走了，走之前留下一句：“我把病房的监控加派一班人。”
当晚的监控，真的拍到了东西。
凌晨两点十七分，病房的摄像头里，崔国生在熟睡中忽然坐了起来。动作不猛，很稳，像被人从里面提起来的。他坐在床上，背挺直，面对着病房门口的方向，也就是面对着摄像头的方向，然后开口说话。
值班看监控的小护士当场就按了铃。等郑岚和值夜的医生赶到，他已经说完躺回去了，呼吸均匀，睡得很沉。
第二天早上，录音和录像放给了专案组。会议桌上没人说话，录音放第二遍的时候，小鹿的手一直在抖。
崔国生说的是两句话。一字一句，间隔均匀，声调平稳：“巷子里的人，等了十年。巷子外的‘零七’，也等了十年。”
那不是他平时的声音。崔国生平时说话哑、慢、带喘，病里的他更碎。录音里这个声音是平的，字和字之间等距，没有一点情绪起伏，也不像一个五十四岁的人，倒像个上了年头的东西在念一段刻好的文。
“翌日全无记忆？”江屿问。
“问了。”郑岚说，“他昨晚睡得很沉，什么都不记得。而且我测过他的生理指标，说那两句话的时候，他处于深度睡眠，脑电上是慢波期。一个人在慢波期不可能组织出这么规整的语言。”
小鹿听完第三遍回放，声音发干：“老师，这不是梦话。梦话是碎的、跳的，一个人梦里说‘门、门别关’这种。这个……每个字的间隔误差不到零点二秒，语调是平的，从头到尾一个调。这种平稳度，像催眠后植入的指令。触发条件是深度睡眠，条件一到，就播。”
“播给谁听？”老陈问。
江屿盯着电脑上的录音波形图。两句话的波形规整得不像人声，是两串几乎对称的包络。他看了很久，开口的时候语速很慢。
“播给能听到的人。病房里有谁？医生、护士、监控，还有我们。组织在崔国生脑子里留了一个闹钟。他们不是曾经用他，是现在还在用他。这具身体放在我们医院里，每一个深夜，定时向所有可能监听的人广播同一句话。他们要的，就是被我们听到。”
“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听到？”小鹿问，“要是没人半夜看监控呢？”
“那就多播几夜。”江屿说，“总有一夜有人听见。而且小鹿，反过来想。他们不怕我们听见，他们怕的是我们不听见。这跟老宋递‘槐树巷’是一个路数，借一个真实的壳，把信息送进来。区别只在于老宋用信函，他们用人。”
“人肉电台。”老陈把手按在桌上，“那这台电台，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巷子里的人等了十年，巷子外的07也等了十年’。这话是说给我们听的，还是说给别人听的？”
“先弄清字面。”江屿在白板上写下两句话，拆开来，“巷子里的人，苏婆婆。她守着巷子和那件衣服，等了十年。巷子外的07，沈知遥。他被带出巷子，编了号，也‘等了十年’。这话本身是信息，也是确认——它在向我们确认，我们前面查的每一环都对，人确实活着，确实在等。可问题在这两个字上。”他把“等”字圈起来，“谁在等？或者说，谁在替他们等？苏婆婆等的是徒弟回来，沈知遥等的是有人去接他。这两个人等，是人之常情。可这句话从崔国生嘴里播出来，是组织写的词。组织也说他‘等了十年’——组织等什么？”
“等收件人。”小鹿低声说。
“对。等我们。或者，等任何一个能把07带走的人。”江屿说，“再往下想一步。07柜近期被人取走过东西。如果取东西的是徐砚之一系的人，那他们从柜里拿走的是什么？档案、样本、记录？拿走之后，这一句话还在广播‘07等了十年’——他们要等的又是什么？等我们找到19号，找到槐树下的档案，然后呢？”
没人接得住这个“然后”。
当晚，江屿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后半夜。他把那两句话写在自己暗线记录本的页首，一遍一遍地过。他先写下一行推论：广播者与取柜者同一，徐砚之系在引路，07是活饵，19号是瓮口。写完他盯着看了一刻钟，划掉了。又写第二行：广播者与取柜者对立，内部分裂，有人借崔国生向警方求救，替07求救。写完又看，又划掉了。
两个推论都成立，两个推论也都缺证据。他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这件事让他后背发凉又有点说不出的热：一封信在邮筒里押了十年，现在投递员在敲收件人的门。
最后他只在纸上留了一行字：有人希望我们快点找到19号。是引路，还是请君入瓮？
写完这一行，他没合本子，就着台灯又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手机，给郑岚拨了电话。铃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的声音带着刚被吵醒的哑。
“郑医生，两件事。”江屿说，“第一，从今晚起，崔国生病房的监控录音，每一夜单独存档，把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出现的时间点，全部记下来，哪怕一个字都不重复。我要看这台‘电台’的节目单，什么时间播，播几遍，几天播一次，规律会告诉我们设闹钟的人想覆盖到谁。”
“第二件呢？”
“第二件。”江屿顿了顿，“再做一次评估。别测他的假身份，测他的深度睡眠。郑医生，如果那两句话是植入指令，那植入进去的指令，不止这一条的可能性很大。闹钟里也许还存着别的话，只是触发条件我们没碰到。您能不能在他慢波期里，放一段声音试试，就放苏婆婆那台缝纫机的录音。”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缝纫机？”
“哒哒哒的声音，录十分钟。”江屿说，“十年前，那个雨夜，铁皮门后面的人听见的是雨。可十年里，巷子里他天天听见的，是缝纫机。一个被抹过一遍脑子的人，能记住蝴蝶牌三个字。我不信他脑子里只存了这一样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