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那个穿雨衣的人，站了二十分钟，走了。
江屿报给了老陈。老陈派了辆便车过去，人已经不在了，街对面的花坛边上，只留下一圈踩实的湿印子，还有半截没抽过的烟。技术组把烟收走了，能不能检出东西，得等。江屿没等着，他这一天有别的事要做——那件事比楼下的人更冷。
上午十点，他在书房里做了个实验。
没有仪器，没有旁人，就是一张纸，一支笔。他把十年前的四月，从头到尾捋一遍。想起来什么，写什么，按日期排。
前半个月写得很快。四月三号，论文二稿交了，导师圈了十七处。四月九号，和哥哥吵了一架，吵的什么他记得，哥哥要见一个人，他不让，说了重话。吵完两个人去巷口那家面馆，谁也没先开口，最后是江岚把醋瓶子推过来的。四月十一号，例会。四月十四号，去省城，开那个会——
笔停了。
四月十四号再往后，会议签到、住宿、分论坛、聚餐，这些东西他都有，小鹿昨天调的，打印页就压在桌角。可这些是纸上的。他自己脑子里的那三天——没有。
不是模糊。模糊他还见过，年代久了的人名会模糊，隔着一层雾。这个不是。这个是“咔”一声，像剪刀铰过，前面连着一根线，线那头是空的。四月十五号白天他记得，十六号上午他记得，十六号晚上往后，整整三天，什么都没有。再往后，四月二十号，他记得，记得哥哥出事，记得殡仪馆，记得那天他站在走廊里腿一直是软的。
中间那三天，纸上有，脑子里没有。
江屿放下笔，在桌前坐了十分钟，然后给郑岚打了电话。他在市三院的心理门诊挂了个号，挂号理由写的是“学术研究，记忆样本自陈”。
郑岚四十五岁上下，穿白大褂不系扣，办公室里没有沙发床，只有两把面对面的椅子。她听江屿把事情讲到一半，抬手打断了一次：“先说清楚。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坐在这儿？警方顾问，还是当事人？”
“当事人。”
“好。”她把记录本翻开，“那就按当事人的规矩来。我说中性词，你闭眼自由联想，想到什么说什么，不许组织语言，不许自查对错。开始了。”
前二十分钟还算平稳。郑岚报“四月”，江屿说论文、面馆、醋瓶子。报“十四号”，他说火车，硬座，靠窗，对面坐一个带小孩的女人。报“十五号”，他说签到，名牌，会场空调太冷。
报“十六号”的时候，郑岚没直接报日期，换了个词：“晚上。”
江屿闭着眼。过了十几秒，他开口，说的东西是碎的。
“一间……很白的房间。”他说，“不是会场的白。是更冷的白。有消毒水的味道。很浓，泼了那种。灯在头顶，不晃，一直亮着。”
“你在房间里做什么。”
“不知道。我坐在……有轮子的东西上？”他自己顿住了，“不对，我十年前没坐过轮椅。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矮，能滑。”
“房间里还有谁。”
“有人在念东西。”江屿的呼吸慢下来了，慢得刻意，“念数字。一个一个念。念得很慢，中间隔一样长。”
“念到几了。”
“……念到07的时候——”
他猛地睁眼。
后背全是冷汗，衬衫贴在椅背上。郑岚没动，笔也没动，就那么看着他，等。等了半分钟，她合上了记录本。
“到07就断。”她说，“跟你自己说的一样，剪刀。”
“郑医生，你说实话。”江屿的声音是压着的，“按理论说，自然遗忘什么样？”
“自然遗忘是漏。”郑岚说，“记忆像个装了水的旧桶，漏是慢慢渗，先漏细节，后漏顺序，最后剩个大概。情绪重的漏得慢，情绪轻的漏得快。你这三天不漏。你这三天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日期前后咬得整整齐齐，接口是齐的。江屿，你自己写过那篇东西，我读过。你的原话：自然的遗忘不会这么干净，干净得像有人拿尺子比着裁过。”
她顿了顿。
“还有一条我得说，不说我不专业。裁掉的这三天，你算了下没有，起点在哪天，终点在哪天。”
江屿没答。他不用算，这一天一夜他算过不下十遍。
“终点。”郑岚替他说了，“终点是你哥哥出事的前一天。裁得多准。像裁的人知道后面那几天你要留着，留着当对照。”
江屿坐在那儿没说话。他知道郑岚在等他反驳，等他拿理论把理论顶回去。可他顶不了。那套理论是他写的，写的时候他觉得是刀，现在刀口对着自己。
下午四点，程蔓赶来了。她在台里调了一整天江岚生前的通话记录，抱着一个牛皮纸袋进书房，头发被雨打湿了一半也没管。
“江岚出事前最后一周，打过三个电话。”她把打印纸一张张往桌上摆，“第一个，打给他自己的导师，聊了四十分钟，内容是约见面，没约上。第二个，打给一个公用电话，海城东街的，现在那个话亭早拆了。第三个——”
她把最后一张放下去，指着机主登记那一栏。
“这个号码，十年前的机主，登记名是你。江屿。你哥出事前不到六十个小时，打给你，通话时长，十一分钟。”
书房里静了一下。雨点还在敲窗。
“十一分钟。”江屿盯着那行记录，看了很久，“接没接，记录上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呼转也走这个记录。可十一分钟，呼转撑不了那么久，没人会对着留言机说十一分钟。”程蔓抬起头，“接了还是没接？那天晚上，你人在哪，你总记得吧，你哥最后一个电话，你接了没有？”
江屿张了张嘴。
那三天是空的。电话落在空里。十一分钟落在空里。他连“不记得”这三个字都说不出——不记得的前提是曾经记得过，可那儿什么都没有。
程蔓看明白了。她没再问，把纸慢慢收起来，收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手停了一下，声音低下去：“那这十一分钟里说了什么，这世上可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老宋咬了舌头，苏婆婆只知道缝衣服，我爸爸的案卷我翻了三年也没这段。你哥把最后的话给了那段空白。”
她说完就后悔了，补救了一句：“也可能呼转，也可能，”
“不用。”江屿说，“是接了。我知道是接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不记得没接。”江屿说，“没接一个电话，人会记很多年，会后悔，会反复想。我这儿没有后悔。没有，就是它被裁走了。裁走的不是空白，裁走的本来是东西。”
程蔓站了一会儿，走了。走之前留下一句：“台里江岚的声纹资料我调出来了，明天给小方。”
夜里九点，小鹿来送资料，省城会议那一摞。他进门没开灯，门口的开关摸到一半，看见老师坐在黑暗里，手收回来了。
窗边那个坐姿，一动没动。腕上的红绳结缠在指间，一圈，又一圈，缠得很匀，像在数什么。
小鹿把资料轻轻放在桌上，站了一会儿，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那个渡绳结，平时训练用的，归锚的第二锚。他没说话，把绳结轻轻搭在老师的手背上。
江屿的手停了。停了几秒，握住了那个绳结。
“小鹿。”他说。
“哎、哎，我在。”
“我有点怕。”
小鹿站在黑暗里，没敢应声。他跟了老师两年多，听过他拆案犯，听过他下判词，听过他半夜在电话里给老陈讲三镜还原法讲四十分钟不喘气。这三个字，头一回。
雨还在下。江屿握着那个绳结，过了一会儿，又开口，声音稳回来了一点：“怕不怕的，明天照旧。资料放下，回去睡。明天上午，陪我去一个地方。”
“去、去哪儿？”
“省城。”江屿说，“回我空掉的那三天去。纸上没有的，得去地上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