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差一刻，老陈的手机响了。
城西菜市场出了个怪事。报警的是个女人，声音抖得厉害，话颠三倒四，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我男人中邪了”“一觉醒来不认人了”“你们警察管不管中邪啊”。接警的同事问不出个所以然，把电话转给了老陈。
老陈挂了电话，扭头看了一眼沙发上刚眯着没多久的江屿：“城西菜市场，一个卖肉的，醒来忘了个人。不是忘事，是忘了个人。你随我走一趟，例行看看。”
“忘了谁？”
“电话里没说清。走。”
凌晨五点的城西菜市场天还没亮透，档口的灯一盏一盏亮着，卖鱼的在冲地，豆腐摊的热气往上冒。出事的是肉摊，摊主姓李，五十五岁，在这市场卖了二十年肉，街坊没有不熟的。此刻他没开档，坐在自己摊位后面的小马扎上，手里攥着一双开了胶的皮鞋，翻过来，翻过去，发呆。
他媳妇在旁边守着，眼圈是红的。
“警官，就是这样。”她压着嗓子说，“今早四点他起来备货，备着备着就坐下了，坐了一个多钟头。我问他怎么了，他问我，媳妇，给我修鞋的那个人，长什么样？我说老周头啊，你十几年交情你问我长什么样？他瞪着我，说，媳妇，我脑子里……他没脸。”
李师傅听见这话，抬起头来看了看两位警官，苦笑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
江屿在肉摊前的小凳子上坐下来，先没问案子，先递了根烟，又给他点着。李师傅抽了两口，情绪松了些，自己先开了口，语气还算稳，只是稳得发空：
“警官，我不疯。我什么 都记得。”他把手里那双皮鞋举起来，“这双鞋，前掌开胶，上礼拜三才钉过一回，两颗钉，三块钱。鞋跟是前年换的，皮子是他自己配的，颜色深了点，他说穿穿就顺色了，你看，”他翻过鞋跟给江屿看，颜色果然深一截，“我说这些，是不是清清楚楚？”
“很清楚。”
“我知道他姓周，市场东口修鞋的，干了十几年。我知道他抽软壳的烟，知道他摊子上有个铁皮盒，钉子底下压着几块水果糖，专门给小孩的。我知道他孙子在上小学。连他老家口音我都学得出来。”李师傅把烟摁灭，手在膝盖上搓了两下，“可你让我想他那张脸——”
他停在那里。手停在半空，像要去指什么，指了个空。
“白的一片。什么都没有。不是模糊。模糊我还知道是个老头。是空的。”
老陈在旁边听着，头一反应还是往普通案子上想，压低声音跟江屿商量：“是不是应激？要不然就是脑子里长了东西，让人先去医院拍个片子，别耽误了。”
“先聊十分钟。”江屿说。
他用的还是老一套，最温和的那种引导，带李师傅一步一步往回走，声音放得又低又慢：“李师傅，咱们别想脸，先想路。每周三，你几点去？”
“下午三点，收了摊去。”
“从你这儿出发，怎么走？”
“出门往右，先过豆腐摊，王家的，再过卖鱼的，老孙家的，到东口，第三个摊位，蓝棚子，就是他。”
“到了棚子底下，你做什么？”
“把鞋递给他。他接过去先翻鞋底，眯着眼看哪儿要弄，看完搁膝盖上，拿锥子，”
“这时候，你的眼睛看着哪儿？”
“看着他啊，人就在我正对面，一抬眼就是……”
话到这儿，又断了。李师傅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一拳捶在自己大腿上：“又来了！又是这儿！我明明看着他，我一抬眼就是他，可这一抬眼，抬过去看见的——白！”
江屿又换了七八种问法。让他闭眼回想胶水的味道，回想铁皮盒里钉子哗啦的响，回想递烟时对方手指碰他手背的触感，粗糙的，茧子很厚。李师傅全都答得上来，答得又快又细，细到茧子在哪个位置。唯独“看见他”这一个动作，意识每走到这里，就自己滑开，滑进一个温温吞吞、被填平了的坑里。
回来的路上会怎样，江屿做过十年记忆研究，心里清楚。遗忘不是这样的。遗忘有毛边，有残影，有“好像戴个帽子”“记不清是不是留胡子”这种半截子印象，像水洇过的字，糊了，但知道那儿有过字。李师傅这个不是。李师傅这个像一页相册，被人沿着尺子撕掉了其中一张，撕口齐得发亮，前后的照片一张没带毛边。
这种切口，他只在教科书里见过一处实物样本——海棠疗养院的实验档案。温晚封存的那批，里面有几例定向干预记录，术语叫“单点摘除”：从一个人的记忆里，只摘一个特定对象，别的一概不动。
他当时以为那只是推演。现在样本坐在了肉摊后头。
“陈队。”江屿在市场的公共休息区找到老陈，两人站在一块，“两件事。第一，别往医院送了，送了也查不出来，脑子没病，脑子是被处理过。第二，让人去东口看看那个修鞋摊，我猜，摊子今天不在了。”
“人呢？”
“十有八九，昨天收市前后，走了。走得客客气气，跟管理员告了别，摊位也退了。”江屿说，“摘脸不是目的，是收尾。人先撤，再把这个人的脸，从熟人脑子里摘掉。两头一收，这个人就从街上干干净净地下掉了，连‘他怎么不见了’这个问题都没人问。因为会问的那颗脑子，已经不认得他了。”
老陈抓起对讲机叫人。十分钟不到，回话来了：蓝棚子还在，那是市场统一搭的，摊位空着，工具、马扎、铁皮盒，什么都没了。管理处的人说，昨天收市前，周师傅来退了摊，说要回老家一阵子，管理员还跟他握了手，说了两句客气话。
“对了，还有个邪门的。”电话里的警员顿了顿，“管理员在市场干了八年，跟周师傅天天打照面。我刚才让管理员给我描述周师傅长什么样——他描述不出来。跟那个卖肉的一模一样，啥都知道，就是不认得脸。”
老陈举着对讲机，半天没放下。江屿站在旁边，把“第二个”三个字在心里过了一遍。
上午，专案组的画像师小何被请了过来。二十九岁，画像做了六年，什么残缺的描述都碰见过。她对着李师傅坐了一个多钟头，一项一项地问：脸型？年纪？头发多少？脸上有疤没有？戴不戴眼镜？耳朵大不大？
李师傅每一项都答不上，但每一项答不上的同时，又能答出一堆“旁边的”：“六十往上了，手上全是老茧”“右手大拇指的指甲是黑的，常年抡锤子砸的”“个子不高，我坐着他坐着，说话还得仰着点头”“走路有点拖着，腿脚不大利索”。
小何根据这些边角料起了三稿。第三稿出来，摊在李师傅面前的时候，江屿在旁边看着，后颈上又凉了一层。
那是一张只有轮廓的脸。头型、肩线、坐姿、手的位置，全有了，五官的位置空着，白纸。不是画得不像，是被描述的人脑子里，那个位置本来就没有东西可给。小何画到第三稿，笔停住了，抬头看江屿，张了张嘴，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最后只低声说了一句：
“江教授，我干这行六年，头一回画一个……‘知道他在那儿、就是看不见他’的人。”
李师傅盯着那张画像，看着看着，眼泪下来了。五十五岁的男人，在自家肉摊后头，扯着围裙一个劲地擦，越擦越多。
“我给他修了十几年鞋的交情啊。”他嗓子哑了，“我闺女小时候的鞋，掌都是他钉的，闺女上礼拜还念叨周爷爷的手艺。我逢年过节给他拎酒，他给我孙子塞糖。我……我怎么连他长什么样都记不住？他要是死了，我这个老熟人，连他一张脸都没存下。我这十几年，烟递过去的时候，看的是什么……”
他媳妇在旁边跟着掉泪，一边掉一边还给他顺背。
江屿按住李师傅的肩膀，按了一下，没说话。说不出什么。这种“记得交情、不记得人”的剥离方式太干净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忘，是整体的，交情和人一起往淡里走，最后一起没了。这个是倒着来的：交情完好无损，人被单独取走。像有人拿橡皮擦一整页纸，只擦掉了一个名字，前后写的字一笔没动。
谁需要这样精准？图财的人不用，害命的人不用，只有一种人需要：需要这个人“从所有认识他的人那里消失”，又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察觉自己少了东西”。
回程的车上，前半程没人说话。
开出两个路口，小鹿坐在后座，低声开了口。她想了一路：“老师，我算不明白这笔账。一个人被单独擦掉，图什么？李师傅就一个卖肉的，周师傅就一个修鞋的，两条命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拿教科书级的手法，用在两个‘不值得’的人身上，图什么？”
“嗯。我也在想这个。”江屿望着窗外，市场那一排蓝色棚顶一格一格地往后退，“一个人，不图什么。”
他转过头来。
“但如果不是一个人呢？”
车里静了一拍，只有雨刮器偶尔扫一下玻璃上的水汽。小鹿抬起头：“您是说，这条街上，还有别人忘了周师傅？”
“管理员已经是第二个了。”江屿说，“认识周师傅十几年的人，这条街上少说几十个。李师傅的媳妇还记得清清楚楚，说明摘除不是见人就摘的，是挑着摘的。为什么摘李师傅、摘管理员，放过他媳妇？挑选的标准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个标准，比周师傅本人的下落还要紧。”
“下一步怎么走？”
“查李师傅的社交圈。”江屿说，“他自己提过一句——昨天下午坐在棚子底下抽烟聊天的，除了他，还有卖鱼的老孙。陈队，麻烦你安排人，把每周三下午去过那个修鞋摊的人，一个一个捋出来。谁被摘了脸，谁没被摘，两份名单拉出来。”
“拉出来干什么？”
“对比。”江屿说，“被摘的和没被摘的，两边一摆，橡皮擦过的范围就现形了。范围一现形，握橡皮的那只手，也就藏不住了。”
老陈一脚油门下去，车往局里开。小鹿在后面整理录音，整理到一半又停下来，抬头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老师，还有个事我越想越不对。周师傅在海城修了十几年鞋。要是他真是被组织收走的观测者，那这十几年，坐在他棚子底下的老主顾，一茬接一茬，全在他眼皮底下。万一这个摊子，从头就是个哨呢？”
江屿没有马上答。他看着车窗外，市场口那块褪色的招牌一晃就过去了。
“那就更有意思了。”他说，“一个看了别人十几年的人，自己也被人下掉了。小鹿，记下来——回去第一件事，调周师傅的摊位登记。我要知道这个修鞋摊，是哪一年、经谁的手续、支起来的。”
“要是手续是假的呢？”
“假的更好。”江屿说，“假手续，也得有人替它盖章。查到那个盖章的，就从尾巴上摸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