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起报案，出现在第二天上午。
来的是个六十三岁的老太太，退休教师，姓吴，吴桂芳，在城东住了三十年，坐了四十分钟公交来的城西派出所，进门就问：“警察同志，你们这儿管不管丢东西？”
值班的民警说管，丢什么。
“我丢了个人。”她说完自己也觉得这话不像话，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双千层底布鞋，搁在桌上，“你们看看这个。这鞋底，是我托人纳的。海城现在就剩一个人会这手活，机器压的底子泡个水就散，他纳的底，我穿了六年没开过线。我脑子里有他，知道他在哪儿修鞋，知道他收费多少，知道他给我留了双没上完的鞋。可从今天早上开始，我想不起来他是谁了。我翻了一夜的家庭相册，翻了六年的电话记录，我的相册里有他，照片里那张脸，我盯着看了一个钟头，跟看一个陌生人没两样。”
她把手机推过来，相册里一张三年前的合影，市场门口，她和一个老头并排站着，手里各拎着一双鞋。
“我连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跟谁拍的，都想不起来了。”吴老师的语气是教师式的，条理还在，只是越说越慢，“我可以对着学生的成绩单记一辈子，我没老糊涂。我这个不是老糊涂，对不对？”
值班民警不知怎么答，把电话打给了老陈。
老陈带着小鹿赶到的时候，吴老师正坐在长椅上，把那双布鞋翻来覆去地看。小鹿按照江屿教的路数，让她闭上眼，从头走一遍：“上一次见他，什么时候？”
“上上个周三。我去取那双没上完的鞋，他让我再等一周。”
“走到摊子跟前，你看见他了吗？”
“看见了，”话到这儿，跟李师傅一模一样，卡住。老太太的手在鞋底上摸了两个来回，忽然停了，指腹按着一个针脚上：“我摸着这个针脚，知道是他的手。可他那张脸……空的。”
第三起，当天下午。
外卖员，二十四岁，大家叫他阿力，跑城西这片两年半。他是被同事怂恿来报案的，同事说他也“不对劲”。阿力坐在询问椅上，手足无措地搓着手：“警官，我不确定我这算不算事儿。就是，我每周三给一个人送一瓶冰红茶。”
“送谁？”
“就……市场东口，修鞋的一个老头。我们那儿的人都知道他。我车坏在半道上，是他借我工具修的，后来我每周送水的时候，路过他摊子，就多带一瓶。一瓶三块的冰红茶，两年了。”他掰着手指头算，“一百多瓶了。钱他从来不给我，我也就图个心里舒服。可前天晚上我收工，躺床上想，明天周三，得记得买冰红茶。想到‘买给谁’的时候，我脑子里……没这个人了。我问我一起跑单的哥们儿，市场东口修鞋的谁啊，他们说老周头啊，你怎么了。名字说得出来，摊子说得出来，谁问都知道。让我想脸，没有。”
老陈和小鹿对视了一眼。回局的路上，小鹿把话说了出来：“陈队，加上李师傅和市场管理员，五个了。”
第四起报案是当晚接进来的。一个社区诊所的护士，二十来岁，打电话来说自己可能“脑子出了问题”，问警察管不管。她的情况跟前几个人一样：她是周师傅的老主顾，诊所离市场三站地，她下班顺路总去钉个鞋掌，昨晚开始，想不起周师傅的脸。
笔录汇总到专案组，是第二天上午。老陈把四份打印好的笔录拍在会议桌上，四个人的报案记录一字排开。加上第一个发现的市场管理员，一共五人。
江屿一份一份看过去。
李师傅，五十五，肉摊主，城西。吴桂芳，六十三，退休教师，住城东。阿力，二十四，外卖员，租在城北。护士，二十来岁，社区诊所，在城南。市场管理员，五十三，城西。
四份笔录，报案时间前后差不到两天。年龄从二十四到六十三。职业彼此八竿子打不着。居住地横跨半个海城，东西南北各占一角。唯一的交集，笔录里写得清清楚楚：都认识城西菜市场东口的修鞋匠周师傅，都是十几年的老主顾，都在上周三前后最后一面见的他，都在本周的某一天早上，发现自己脑子里那张脸没了。
“五个人，五张白纸。”江屿把笔录摞在一起，“这条街上天天打照面的人呢？豆腐摊的王家，卖鱼的老孙，周师傅隔壁的裁缝铺，他们还记得周师傅吗？”
“查了。”小鹿说，“老孙记着，清清楚楚，昨天还念叨老周头回老家也不打声招呼。裁缝铺老板娘也记着，还说他退摊那天去她那儿还了三块钱零头。市场里十几个摊主，问了一圈，全记得，还都能描述长相。”
“所以不是把周师傅从所有人脑子里摘掉。”江屿盯着那摞笔录，“是只摘了五个。这五个有什么共性？”
共性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来。老陈让技术组的人上了。
技术组的小方把这五个人的通话记录、出行记录、支付记录全调了一遍，跑了整整一天。晚上出结论的时候，小方把打印出来的时间轴贴在白板上，全组的人都围过来看。看完，屋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五个人被“覆盖”的时间，全在三天前的同一个下午。
李师傅是周三下午四点收摊后开始的，他记得修鞋、记得回家、记得做晚饭，从“看见周师傅给他上胶”往后的所有记忆完好，只有“看见”那一段是坑。吴老师是同一周周三下午五点半，她在公交车上，突然发现自己想买的那瓶茶叶是给周师傅的。阿力是同一天下午四点二十左右，收车结账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账单上的一行“周三·冰红茶”的备注产生了陌生的感觉。护士是当天下午五点，下班换衣服的时候。
四份时间，前后不超过两小时。四个人，当时一个在城西的市场里，一个在城东的公交上，一个在城北的站点结账，一个在城南的诊所。彼此隔着半个城，没有任何共同接触过的人、地点、物品。
“药呢？”老陈先问的是这个，“要是下药，得挨个下。四个角落，四个目标，两小时，得一个一个来。”
“下不了。”小方摇头，“两小时里四个人分别有各自的轨迹，各自接触的人里没有重合，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行踪能同时覆盖这四点。而且四人被覆盖前后的身体状态都没异常，没头晕、没恶心，没人闻到过什么味道。要是有药物介入，不可能一点生理痕迹不留。”
“那就不是药。”
江屿站到白板前面，拿起笔，在时间轴的上方写下三个字：
两小时。
他背对着全组，盯着这三个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口，声音不高，但屋里每个人都听清了：
“隔着半个城，四个互不相识的人，在两小时以内，被统一擦掉了同一个人。这不是任何药物能做到的。药得挨个下，挨个等药效，两天都未必够。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种东西，覆盖式的镜影术，而且是批量施放的。一次性，多人，同步。”
他转过身来，环视一圈。
“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徐砚之死了，组织正在清口，外围全收缩了，可他们还有成建制的镜影。不是一个两个人藏着的手艺，是一队人。这队人可以同时触到城东南西北四个角落，同时动五颗脑子，动作干净到不惊动任何一个目标的身体。这已经不是暗子了，这是成建制的作战能力。他们收周师傅这个人的时候，顺手秀了一次肌肉。”
“秀给谁看？”小李问，“我们又看不见这个肌肉，要不是报案凑巧凑到一块儿……”
“对，‘凑巧’。”江屿说，“五个受害人报案，散在四个派出所，正常情况下就是五起各自独立的‘记忆问题’，归不了并，谁也串不起来。是老陈把它们拍到一张桌上，才看出四页空白落在同一天。你们想过没有——他们不怕我们发现，还是，他们算准了我们发现不了？”
“哪一种更坏？”
“后一种更坏。”江屿说，“算准我们发现不了，说明他们对我们现在的侦查能力、对警务系统的案件归并机制，都做过评估。这份评估的结论是：五起零散的失忆报案，串不成一根线。这个结论，在督察组进驻之后第五天得出——你们记不记得，专案组这五天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应付双签和文书上。我们的手被捆着，他们才敢在光天化日底下动这个手。”
老陈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指节在桌上敲了敲。
“行，能力我听懂了，一队镜影，批量覆盖，成的建制。”他说，“我听不懂的是另一头。图什么？他们擦掉一个修鞋匠。一个修鞋匠，五十五，一个钉子收三块钱，在海城守了十几年摊。这么个人，值得出成建制的镜影去擦？一个修鞋匠能有什么秘密？”
屋里没人接得上。这个问题从第一起报案起就悬在每个人头上，五份笔录翻来翻去，找不到答案。
江屿没有立刻回答。
他站在白板前，目光从“两小时”那三个字挪开，落到旁边一块白板上。那块板上钉着另一串线：督察组进驻、七个被压的申请、贺临舟走廊里那句“市里挺关注”、组织清口之后那种反常的安静。纸面平静得像一潭不动的水，可这潭水底下，今天翻上来一个修鞋匠。
他想起温晚档案里的推演——镜影术的本质不是抹除，是替换。摘掉一张脸，会在脑子里留下一个坑，那个坑不会永远空着，填进去的东西，早晚要来。
他轻声开口了：
“陈队，这个问题，我们从头到尾都问反了。”
“怎么讲？”
“我们一直在问，一个修鞋匠能有什么秘密，值得他们擦掉。”江屿说，“反过来的问法是，如果一个修鞋匠本身，就是秘密呢？不是他知道什么，是他这个人本身。他的来历，他的身份，他这十几年在海城待着的理由。一个人值得动用成建制的镜影去处理，不是因为他藏着东西，是因为他这个人摆在那儿，就是个不能被看到的东西。你们再想——五个人被摘的，全都是‘脸’。摊位记得，习惯记得，交情记得，针脚都记得。摘脸，摘的就是‘认出他’的能力。怕的是什么？怕有人拿着他的照片，从这五颗脑子里，认出他来。”
“认出他？”老陈皱眉，“认出他是谁？”
“照片这东西，警方有。周师傅的摊位登记是实的，市场管理处的存档里有他当年的入场照。我已经让小鹿去调了。”江屿说，“但我说的不是管理处的照片。我说的是另一类照片。十年前的照片。卷宗里的照片。”
屋里静了两秒。老陈先反应过来，猛地坐直了：“你的意思是，周师傅这张脸，会出现在十年前的旧案卷宗里？他能是旧案里的什么人？”
“我不知道他是谁。”江屿说，“我只知道一条：组织成建制出手，只为让海城‘忘掉’一张脸。那张脸出现在任何一张十年前的旧照里，对都是致命的。他们赌的是，海城没有人会同时看过那张旧照、又认识这张脸。李师傅他们是‘同时看过’的保险丝，现在保险丝被一根一根剪断了。”
他回到桌前，把五份笔录收成一摞，在最上面那份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念给全组听：
“下一步，两条腿。第一条，摊位登记，查周师傅的入场手续，从手续的尾巴摸到盖章的人。第二条，市场管理处的入场存档照，跟十年前所有旧案卷宗里的男性人像，全部跑一遍比对。第一批，先比江岚案卷宗里那十二张现场照片。”
小鹿起身要去办，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归办案管，可它在屋里悬了很久没人敢碰：
“老师，那周师傅本人呢？五个人都被摘了脸，可他们自己还都好好的。那被擦掉中心的那个人，周师傅自己，他现在在哪儿？他被带走的时候，他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江屿捏着笔，笔尖在纸面上停了几秒。
“这就是我要问的第三个问题。”他说，“只是问的人不能是我们。得先找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