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半行粉笔字的照片，江屿看了十分钟，然后做出一个让老陈不太舒服的决定。
“这行字，封存。”他说，“照片存到我这里，不进系统，不上会。从今天起，修鞋匠案的所有真信息，只在暗轨走，只走嘴不走纸。老陈，你面上还得办案，办得越慢越好。”
“慢到什么份儿上？”
“慢到对面坐不住。”江屿说，“我数给你听。他们那三重测试，第一重测的就是我们的反应速度。四个派出所的散案，我们六天并到一块儿，这个数已经给出去了。现在他们等下一个数：我们找到人以后多久动手。是藏起来，是送医院，还是放着不动。每一个选择都是答案，都会被他们记到账上。既然他们在数我们，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数，一个假的。”
当天下午三点，例行汇报。这是督察组进驻后定的规矩，专案组每天派人和督察组对口碰一次，地点在二楼小会议室。江屿亲自去。
贺临舟早到了，坐在长桌那头，手边一杯茶，没人喝过，就是摆着。见江屿进来，起身，鞠了半个躬，笑得跟头一回见面一样周到。
“江教授，坐。今天主要想听城西那个群体性记忆问题的进展，市里也挂了号。”
“进展有，不大。”江屿坐下，翻开手里的文件夹，念得很平，“五名报案人，笔录做了三轮，共同点还是只有‘记不清一个人’这一条。技术组排过有毒有害物质的线索，觉得方向不对。现在倾向于往食品卫生上靠。四个报案人案发前都在城西一带吃过东西，我们怀疑是群体性应激，源头可能是某类不洁食品。已经函询疾控，等他们排期。”
“排期要多久？”
“疾控那边说，最快也要两周。”江屿说，“另外，为了排除器质性原因，我们打算给报案人安排一轮体检，头一批先做那个……最关键的，修鞋摊边上那个老摊主。年纪大了，按流程，两周后跟报案人一起送。”
“体检。”贺临舟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笑意没动，“好事，规范。”
他翻自己面前那个硬壳笔记本，翻了一页，笔尖点了两下，没写字。汇报又走了十分钟程序，全是文书进度，哪份笔录第几轮，哪个函等回执。到散会，贺临舟合上本子，站起来，鞠躬，周到到底。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过身来，像是忽然想起来的样子。
“对了，江教授。那位修鞋的老同志——就是您说的那个摊主，住在哪儿来着？体检总得知道上哪儿接人。”
“所里安排了地方。”江屿答得很随意，手已经在收拾文件夹了，“具体我不清楚，后勤办管的。您要地址，我让后勤报一份？”
“不用不用。”贺临舟摆手，笑纹堆起来，“例行公事，我就是随口一问。程序就是程序，人别累着。”
他说完就走了。江屿在会议室里又站了几秒，把刚才这一问一答回想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老盛此刻住在专案组借的一处安全屋里，地址全局不超过五个人知道。刚才那句“后勤办管的”是句谎话，贺临舟能不能听出来，江屿不知道。但对方没有追问。这个不追问本身就是个数据：真不知道的人会走程序要地址，不追问的人，要么不在乎，要么有别的路子知道。
当天晚上十点，小鹿借送材料的名义，路过督察组的办公室。
灯还亮着。小鹿敲门进去，方叙一个人在里面加班，桌上摊着一摞复印卷。他抬头看了小鹿一眼，点了下头，算是招呼，没说话。小鹿把材料放下，说了句“放这儿了，贺组明早要看”，退出去。前后不到四十秒。
四十秒里，她用余光扫了方叙的屏幕两眼。屏幕上开着一个地图页面，不是市局的政务地图，是公开的卫星图。放大级别停在一个很具体的尺度上，画面中心的位置，她认得，纺织路天桥。图上还压着一个测距的标注线，从桥洞往东拉了大概两百米，终点落在公交站。
她出来，没回座位，直接上了三楼。江屿还在办公室，灯没关。
“老师。”小鹿把门带上，声音压得很低，“方叙十点还在看地图，看的是纺织路天桥，卫星图，放大到能数摊位了。还量了一段距离，从桥洞到公交站。政务地图有的是，他不用，用公开卫星图，政务系统里查这个会留痕。”
“他在看什么？”
“看老盛的摊，还在量摊子周围的路。”
江屿在桌前坐下来，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停住。
“他们在看撤离路线。”他说，“或者说，在评估我们外围布控的难度。摊子周边有几条路，哪条路能停应急车辆，哪条路人流量大不好盯。小鹿，你记一件事，别记在本上，记在脑子里。他们比我们更关心老盛的位置。督察组看纸面就够了，可现在他们在看卫星图。看纸面的人不会自己拉测距线。”
“是‘第二双眼睛’？”
“先记下，别打草。”江屿说，“但这一眼，够我把方叙那三处履历空白期再加一成分量了。”
他连夜调整了部署。老盛的安全屋加了双岗，岗不穿制服、不亮身份，就当是楼里两户租客。对外那套说辞照旧：案子是食品卫生问题，体检排在两周后，人归“后勤办”。摊子照常出，看摊的人换成了便衣，班次也换了，撤掉一个固定点，改成流动的。
部署完，老陈过来看了一圈，蹲在楼梯口抽了半根烟，压着嗓子问：“老江，我跟你对个账。你今天这套，明面上给的是‘慢’，可你那个‘两周后体检’，是给人递日子呢。”
“对，递的就是日子。”江屿说，“这一句话出去，对面就面对一道选择题。老盛脑子里的东西，他们要么两周内自己动手取走，要么眼睁睁看我们送进医院，被仪器照出个明白。要是他们动手，日子就框死在这两周里，我们省了等。要是他们不动，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不慌。不慌的原因只有两种，一种是老盛脑子里没东西，我们判断错了。另一种是，他们有比体检更快的路子，快到不在乎我们送不送。”
“哪种更坏？”
“还是后一种。”江屿说，“跟上次一个道理。不过这回不一样，这回是我先出题，他们答。他们答题用几天、怎么答，本身就是答案。”
老陈把烟摁灭在鞋底上，站起来：“成。那我也干一件事。他们数我们的反应速度，我倒要数数他们哪天沉不住气。我把督察组进驻之后，每一份压我们的单子、每一个程序节点，全列到一张纸上，看看他们的手是匀速的，还是抽风似的。匀速是官僚，抽风就是听令。”
“好，列好了也走暗轨。”江屿说。
老陈走了。凌晨一点，办公室里剩江屿一个人。他把台灯拧亮了些，摊开一张白纸，不写名字，只画时间线。这道程序他睡前走了一遍，是老习惯，把当天的账结一结。
一支笔从左往右挪。江岚案卷宗正式申请调阅。三天批复。缺页情况说明上报。四十八小时后，督察组进驻。进驻后第五天，专案组七个申请被压。进驻后第七天，城西四起覆盖案发生，同一个下午，两小时窗口。进驻后第十一天，也就是昨天，黑市传出“账在脑子里，比在纸上稳”。
笔停在“第七天”上。
江屿盯着这行数字，后背慢慢麻上来。
原来的想法是：专案组调阅卷宗，惊了水，督察组是被惊上来的，覆盖案是组织被逼急了的手。这个说法一直说得通，因为顺序摆在那儿。可现在把日子摆成一条线，顺序还在，因果变了。覆盖案不在调卷之后，在督察组进驻之后第七天。两小时窗口、城之四角、成建制出手，这种规模的动作，没有半个月以上的筹划下不来。筹划往前推，推回到督察组进驻之前，那时候调阅申请还没批下来，缺页还没上报，水面上什么动静都没有。
也就是说，镜影队下水的时间，比“我们惊动他们”更早。早到只对上一个日子：督察组进驻这件事本身。
他把笔放下了。
不是我们调卷引来督察组。是督察组进驻在前，像信号枪先响了，然后半个月，镜影按计划下水。有人在上头替组织把路障先撤了，撤完之后，鱼才敢大白天翻塘。贺临舟说“程序就是程序”，程序上一点错挑不出来：进驻是合规的，指导旧案重启是批过的，压申请走的都是文书。每一环都干净，只有时间线不干净。
江屿在白纸最底下写了一行小字，写完把纸对折，塞进衬衫口袋，跟那张私记纸压在一处。
写的是：先撤路障的人，在局里。
他刚把口袋按平，桌上手机亮了。安全屋那边打来的，值夜岗的声音有点紧：
“江教授，老盛醒了，半夜坐起来，说要出去。拦着问他干什么，他说——”
“说什么？”
“他说，‘我的摊儿，明早有人要来还鞋。那个人，你们别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