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十点，程蔓把江屿约到了报社顶楼的天台。
约得很急，一条消息只有两行字：今晚十点，老地方天台，一个人来。江屿到的时候，海城的雨刚停，天台的防水层上积着一层浅水，整座城市的灯都倒在水面上，风一过，一城的灯跟着晃。程蔓站在天台靠栏杆的位置，背对着门口，风衣的下摆被风掀着。
江屿走过去，在她两步外站定。她没有回头，先开的口：
“江教授，行动组的名单上，少了一个代号。”
江屿没接话，等她说下去。
“棱镜、折射、倒影、虚像、幻影、迷镜、空镜。七个，你们念得一字不差，白板也钉上去了。”她的声音混在风里，不高，“可老钱的账本，我让人从头到尾另拍过一遍。那个账本记的时候，是八个词。第八个词记在页脚，你们拿到账本的时候，那个位置已经是一团墨了。复印件上，小罗调的复印件上，那团墨是被人事后涂上去的。”
江屿猛地回头看向她。程蔓这才转过身来。她从贴身口袋里取出一张对折的旧纸，纸边焦黄，展开来递到天台昏黄的灯下。纸上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那笔迹江屿认得，老钱拿煤堆练过字的那笔字，一个词占一行，页脚的位置，是第八行：
折射——年轻，胆小，可用。
“这是老钱的原始账本页。”程蔓说，“页脚撕下来的那一角。小罗看的是复印件，复印件上那团墨，是有人收网前就涂掉的。原始的这一角，我三个月前就拿到了，用我爸的一枚旧怀表，从收废品那一道手里换的。徐砚之藏东西的铁盒流散出去的时候，散掉的不只有三页手记和一枚扣子，还有夹在账本里的这页角。你们拿到的账本是全的，可全的那本，被人提前动过。”
江屿盯着那行铅笔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完了。读完，他抬起头，问了一个很慢的问题：
“年轻，胆小，可用。这个备注，写的是谁？”
“是我。”
天台上安静了几秒。远处车流的声浪隔着几条街传上来，闷闷的。
“折射是我。”程蔓说。她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平，平得像一篇背了很多年、终于能一口气背完的课文，“准确说，折射这个代号，先是的我父亲程远山的。我父亲不是死于车祸。他当年给组织做过外围的技术鉴定，鉴定什么我不完全清楚，但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东西，要跑。他跟我在阳台上说那些‘疯话’的时候，就是在收拾东西准备跑。没跑掉。第二年，雨夜，江堤。”
“那通说‘事是折射到你身上的’的电话，”
“是打给他本人的。”程蔓接上，“打那通电话的人是提醒他：你折射出去的东西，反弹回来砸的是你自己。我爸死后，这个代号没有注销。组织把我列成了潜在观察对象。老钱的账本上，折射的记号画了十年，画到收网前一个月，你们以为那是镜使一次次进海棠。是，也不全是。那些记录里，有一小半是经手我这个‘折射档案’的人进出核档的。我是被这群人建档、核档、看着长大的。你在我档案里查到的那家‘心理诊所’，我八岁起，每季度去一次，说是保健，实际上是评估。他们挂镜子的墙，我八岁就见过。整面墙的镜子，每面镜子底下贴一个编号。”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扯出一个很短的笑：“江教授，你是学这个的。你说说，一个孩子从八岁起对着镜子编号长大，长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
江屿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问了下一个：“这些年，你替他们做过什么。”
“汇报。”程蔓说，“他们攥着我爸的遗物，那批遗物在他们手里留了一份底，随时能拿走，也随时能栽赃给我，说程远山的东西里有什么，只要他们想说，就能是确凿的。所以这些年他们让我定期汇报，我就汇报些不痛不痒的：报社查什么题、哪条线人多、谁在打听海棠。后来他们让我靠近你。镜案起来之后，你的名字上了他们的单子，我的任务栏里多了你的名字，我照办了。”
“那条假情报。”江屿说。
“那条假情报是我交差用的。”她说到这儿，语速快了一点，“我拿它应付上头，应付完了自己躲在天台抽了半宿的烟。你拿假情报反试探我的时候，我气你，也怕你。气，是因为你比我演得好。怕，是因为我手里真的压着一条没交给任何人的线——老钱这页原始账本角。这条线一交出去，我这几年虚与委蛇的每一个字，都得摊在灯底下。”
雨后的风灌上天台，她抱紧了手臂，把最后的话说完：
“这些年我在两头走钢丝。上个月我父亲的老宅被翻过一次，门锁完好，屋里东西被人戴着手套一件件摸过。那是提点我：日子到了，该选边了。我不想再演了，也演不动了。江屿，”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叫他，“我今天来，是把‘折射’这个代号，连人带账，亲手交给你。”
江屿在积水边站了很久。
天台的灯从背后照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水面上。水没动，影子自己在微微地晃，像随时会被一阵风吹散。他先开口，说的却不是条件，是另一件事：
“你父亲查过镜中人，我哥哥也查过。他们一个死在江堤上，一个死在B3里，都没能走到那个地方。”他看着程蔓，“你和我，是被同一场事故养大的两个人。这一点，我在天台上听你倒真相那晚就明白了，只是那天没敢往下想。”
然后他伸出手。
“折射这个代号，我收。倒戈可以，但有一条规矩：从今天起，你的一切动向，我这边实时知情。你去哪儿、见谁、上头又给你派了什么任务，当天，当天就要让我知道。不是我防你，是他们惯会拿人当刀使，你父亲就是被当过刀的。我不能让你再一个人扛这个，扛到最后，被他们从背后递出去。”
程蔓看着那只伸过来的手。看了整整三秒。天台的灯在她眼睛里晃了一下，她抬手，握了上去。她的手很凉，握上去的力道不重，但没有留退路。
“规矩我认。”她说，“我也有一个条件。我父亲那批遗物，你们行动组的密卷给我留一格。我要亲手把他一层一层捞出来，捞干净为止。他背了十八年‘疲劳驾驶’，这个案子结了那天，我要去江堤上把结论念给他听。”
“留。”江屿说。
两人在天台又站了一刻钟，把交接的细则过了一遍：原始账本角连夜入密卷，来源登记写到收废品那一道为止；她的联络暗号改成单线，走小鹿中转；上头若再来任务，不接、不拒、拖着，先过江屿。
下楼的时候，消防通道的声控灯一段一段亮。走到倒数第二层，程蔓忽然停下，从包里取出一样东西，放在台阶扶手上，是那页纸的另一个角，撕下来不到拇指宽的一条，边缘焦黄。
“这上面还有半个字，我留着没用，一直不敢给人看。”她说，“你拿去。灯底下看。”
江屿把那小条纸凑到声控灯底下。纸上是老钱的铅笔字，只剩半个字，笔画残缺，能辨出一个“门”字的框。
“账本页脚的备注，不止一行。”程蔓说，“第八个代号底下，我爸的代号之前，老钱还记过半句什么。他当年不敢写全，我也补不全。补全它，是咱们两个人的事。”
灯灭下去之前，江屿把那小条纸收进了内袋，和煤账复印件、手记回执收在一处。三个人一样的位置，那个口袋已经装了四样东西了。
